田野里麦浪金黄，风一过，沙沙地响，快要收割了。我站在田埂上，杂草已长到一人多高，竹子从山边蔓延过来，茂盛而杂乱。那些笔挺的松树少了许多，即便有，也像被岁月压弯了腰。村里三餐前后，零星的鞭炮声时起时落，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纸钱气息。这片土地上的后人，都还记起来时的路。

父亲走了二十年，母亲也走了十年了。

我教书四十一年，如今退休，回到这片山村，远的近的，清晰的模糊的，往事历历都涌上来。

那时没有公路，翻十里山路才能到公社坐车。我要去县里参加高考、上大学、去工作。天还黑着，父亲或母亲便打着手电筒，光照不远，刚好够看清我脚下的土路，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探着前面。狗从村口开始叫，一户接一户，像欢迎，也像逐客。露水打湿裤脚，草深没踝。他们走前面，我跟后面，山道弯弯，有时被狗叫声吓得汗毛倒立，可走在他们身边，总觉得安全。到了公社，天边才泛白，他们转身又走那十里路回去。地里的活，做不完的。

我是他们的独女，是他们抱养的亲戚的孩子。在山村里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比我清楚。他们当初是顶着怎样的目光、鼓起怎样的勇气作出选择，我现在都不敢细想。别人家男孩能顶半个劳力，我连锄头都抡不利索，所有粗重的农活，只能压在他们肩上。为了一垄水，他们能整夜守在田埂上，怕被人挖了去，蚊虫叮得满腿是包，泥巴都糊不住，就为了多收三五斗米，维持那低得不能再低的生计。

他们最常对我说的是：“你呀，是个挑灯芯的客，以后去当老师吧。”灯芯，是他们知道的最轻最轻的东西。说这话时他们笑着，带着山里人特有的、从不轻易外露的疼爱和戏谑。可那时连当民办老师也要半工半劳，哪里轮得上我呢？

父母是能干的，可再能干，他们也走不出那座山，唯一的念想，就是把我托起来，让我翻过去。

后来我当真站上了讲台。我不知道那是他们的愿望成了真，还是那句话本身就有力量——像一粒种子，落在心里，在沾露的山路上、在劳作的间隙里，悄悄生了根，铺好了他们为我指的那条路。

如今，村里和父母同龄的老人还在大声说话，还在和家人吵架，还在骂骂咧咧地赶鸡赶鸭。我看着他们，眼眶就湿了，这个老人是父亲的发小，那个婆婆和母亲同岁。若他们还活着，看到今天的山村——旅游开发了，溪水不如从前清，许多看不见的东西正在慢慢改变。他们大概会沉默，会对着荒芜的田地叹气。可青山还在，麦浪年年金黄，竹子松树岁岁青翠，只是人不同了。

时代往前走，许多事无可奈何。道理我都懂，可心里还是会泛起一阵熟悉的钝痛。

父亲母亲这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走出去。那些守水的夜、咽下的闲话、翻山越岭的凌晨，每一个日子，他们都默默咽了下去。无论是写信还是后来通电话，翻来覆去只有一句：家里很好。

他们不会说“托举”这样的词，他们叫“砸锅卖铁”，他们说“好好读书，读好了，可以做老师”。于是，我做老师的这份荣光，便是在那些粗粝的岁月里一寸一寸长出来的。

站在这片他们用力生活过的土地上，我记得他们所有的守候，所有的沉默，所有说不出口的祝福。记得他们翻山越岭的背影，记得他们在田里弯腰的弧度，记得那支手电筒在夜路上摇曳的光。

我也记得自己的来处。

父亲，母亲，你们不在了，可我替你们守着这片土地。你们没走完的路，我在走。你们没来得及看的麦浪，我替你们看。你们给我的那束光，我照着你们指的方向，走了一辈子。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那个“挑灯芯的客”，一直都记得自己是怎样被你们捧在掌心里的。我会在人间，好好地活着。

因为，只要还有人记得，你们的生命就从未真正终止。

文 | 王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