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波

　　据清邓辅纶、王政慈所撰《刘长佑年谱》载，湘军将领刘长佑任云贵总督时，有官员从四川解饷至云南，私下对楚军将领李光舒言及一事：石达开窜扰广西之际，闻刘长佑仁慈优容，意欲乞降，苦于无人为之通款。恰在此时，其捕获楚军粮台官蒋和玉，当即修下降书，嘱蒋和玉火速呈交刘长佑。刘长佑展读降书后，赠蒋和玉白骡一匹、纹银数十两，命其前去与石达开约会受降日期及细则。孰料蒋和玉途中死于游匪之手。石达开久候不得回音，以为乞降无望，遂由粤入黔，再窜入蜀。后来官军攻陷石达开营垒，搜得其向刘长佑乞降的文书，这段隐情才为世人所知。

　　石达开乃太平天国翼王，威名赫赫，为何萌生向刘长佑乞降之念？推究其因，约有二端：一为军事失利所迫。石达开拥20余万精锐，被刘长佑率楚军打得丢盔弃甲，仅剩万余人踉跄西走。其二更为关键——石达开为刘长佑的“仁者之心”所折服。

　　刘坤一在《荫渠先生事略》中，对刘长佑的仁厚有一番评价：“公带兵十数年，未尝戮一偏裨，即勇夫之有罪者，亦多屈法宥之，自非攻城对仗，于贼不轻杀一人。仁心仁闻，人知之，贼亦知之。”此评解答了石达开乞降的根本原因，是刘长佑最能容人之过。

　　刘长佑秉性仁厚，自小便为邻里称道。12岁那年，夜晚在家中读书，忽闻楼上传来窸窣声响，抬头见一盗贼正欲从窗口爬出。刘长佑走上前去，纵身一跃，捉住盗贼双脚。那人回过头来，原是邻家之子。刘长佑并未声张，只是微微一笑，便将那人释放了。此事虽小，已见其宽厚之端。

　　成为楚军统帅，仁心愈发彰显。攻克江西临江，刘长佑因操劳过度，患上肝厥之症。他一边带兵打仗，一边求医问药。医者言此症需长白山天然人参治疗。江西战乱之地，无处可寻。刘长佑遂遣勇丁段东轩持书信前往湖南，求助于巡抚骆秉章。当时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亲手封了四支人参交与段东轩带回。段东轩返程途中心生贪念，不再归营，携参而逃。

　　段东轩逃至安仁，其亲友在县中开设药铺，他便将人参托付亲友代售。此时湖南巡抚衙门的捕快已追踪而至，后将段东轩抓捕归案。左宗棠命人将段东轩押送至刘长佑军营。刘长佑甚为恼怒，下令次日午时三刻斩首示众。到了第二天，刘长佑对左右叹息：“吾此次需参服之，欲以延年益寿也，而人因此丧命，殊失此中本旨。”竟将段东轩释放。

　　欧阳甫在《游滇日记》中感慨此事：“仁人之言，动人竦听。”《刘长佑年谱》亦有类似记载，唯细节稍异：“援江西时，眩病久，骆文忠遣缄大参数枝为馈，公饬亲兵某慎藏之，不轻用也。亲兵安仁人，其叔父居药以市者，遂窃而逃归。既而弋获，至缴参，失其二枝，曰：‘叔父食之矣。’众请诛之，公曰：‘是知念叔父者，责之而已。’”

　　刘长佑尝言：“法令虽严，不若其心之不忍相欺者为可恃也。”太平军攻破全州时，江忠源率楚勇星夜兼程，赶至全州城北太平桥，扼险据要，挡住太平军前往新宁的大道。此时有被胁迫从乱的乡民，趁乱掠取城中财物逃出，50余人被楚勇捕获。当时楚军营中尚未设立专职问案人员，江忠源又在外布置防务，便将此事交与刘长佑。刘长佑边讯问边释放，最后仅留二人羁押帐前。江忠源回营后问刘长佑何以概行释放。刘长佑将手录供单呈上。江忠源阅后笑道：“我回营后，窃听你审讯数人，竟与老辣官吏无异。留下的这两人，可杀无疑。”当即命差官推出斩首。刘长佑却向江忠源请求，将案卷上报官军，待派员会讯，若罪名确实，再杀不迟。江忠源许之。次日，清军将领和春派人至楚军营垒会讯，二人供述无异，方行刑。此事看似琐细，却足见刘长佑尊重生命、慎于刑戮之心。

　　欧阳甫手录《游滇日记》载有一事。丙子年间，湘乡杨虎臣总兵年逾六十，子孙罗列，皆衣冠中人。而杨虎臣却常草笠麻鞋，每日持竿垂钓。若有人在他面前谈起中兴用兵诸将帅，便掀髯痛骂不已。当初杨虎臣率军往来楚豫之间，罗泽南以下诸将，皆不为他所用，虽曾国藩亦不能使其折服。每与人相遇，总是目中无人，不屑为礼。唯独对刘长佑，只要飞札一呼，无不应命而至。左宗棠尝问刘长佑：“杨某傲岸不群，非人所能节制，君操何术，而使之俯首如此？”刘长佑笑而不答。

　　有人以权服人，有人以财服人，有人以力服人，有人以智服人，有人以术服人，方法种种，不一而足。刘长佑以德服人，以诚待人，故士卒甘愿舍生忘死，为之效命。正因如此，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及其他起义军的战争中，屡立战功，成为湘军中发迹最早、第一位出任直隶总督之人。有论者将其位列同治中兴名臣第四，仅次于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而高于左宗棠诸人，足见其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