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建华
1972年的台北，秋意或许比往年更浓重些。台湾一位自号“文山遁叟”的老人，正于孤灯下奋笔疾书，写下《“中国船山学会”缘起》。他叫萧天石。这一年，恰逢王船山逝世280周年。两岸虽隔着一湾海峡，却在同一片文化苍穹下，同时叩响这位清初衡阳大儒的思想之门。
萧天石出生于晚清宣统元年（1909）的湖南邵阳，自幼随父诵读经史子集及佛老经典。1930年毕业于武昌中山大学中文系，后又考入黄埔军校。这种“幼业儒，嗣后投笔从戎”的经历，让他兼具书生气质与军人的杀伐决断。尔后弃武从文，在南京创办《国防半月刊》与东海书店，接着创办《兴华日报》和大江出版社。1942年身患重病，得四川光厚老禅师救治，从此走上发扬道家文化之路。1944年出任四川灌县县长。1949年渡海赴台后，于1952年创办自由出版社，从此将余生尽数投入传统文化的整理与传播。海内外赞誉他“刊万世不刊之书，传千圣不传之学”。
1972年，萧天石出面邀约众多各界人士，发起成立台北船山学会。在《“中国船山学会”缘起》中，萧天石将王船山拔擢至“近代世界学术史上少数之伟大学人”的高度。船山先生生于明末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清初康熙三十一年（1692），73载人生大半在南岳衡山与湘西草堂度过。大明亡后，他将亡国之痛尽数熬煮进著述之中，读尽天下之书，却只能对着湘西冷月孤吟。萧天石懂他，两个同样生于湖南、同样在时代剧变中流离失所的灵魂，隔着280年时空达成共振。
台北船山学会成立时的具体入会人员名单，目前公开可查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根据现有资料，可以确认除了灵魂人物萧天石，还有一位核心人物——学会理事长罗光（1911—2004），湖南衡阳人，时任天主教台北总主教，曾任台湾辅仁大学校长。学会发起带有浓厚“乡贤崇敬”色彩，旅台湘籍人士很可能是入会主体，其他包括儒学、道学、史学等领域学者及高校教授和出版界同仁。
学会的学术拓荒，是以自由出版社为阵地，展开一场浩大的“以书代刊”的文化抢救。学会成立后首要任务是抢救性出版《船山遗书》，搜罗海内外孤本善本，推出了当时台湾乃至海外最完备的底本，解决了船山著作散佚、版本混乱的学术痛点。《船山遗书》包括经部13册、史部3册、子部2册、集部3册及研究集1册。1973年，萧天石又邀约方豪、杨森等人撰稿，汇编出版《王船山学术论丛》。同时，他与当时台湾学术界重镇《民主评论》主持人徐复观等达成精神契合，该刊不时推出分量极重的船山学研究文章，将船山学推向海外华人知识界视野中心。这些出版物为后来岳麓书社《船山全书》等大型整理出版工程奠定了学术基础。
由于两岸当时的特殊政治局面，萧天石似乎没有与大陆船山学界取得联系。1915年创刊、至今仍在出版的湖南《船山学报》/《船山学刊》未查见其文章，台湾《湖南文献》季刊亦未见其直接参与记载。
若要论及萧天石对船山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绝不可仅盯着一个学会的招牌。他真正的功业，藏在自由出版社那堆积如山的书稿里。自1956年起，他耗时20余年主编出版了《道藏精华》17辑75册。这不仅仅是一套丛书，更是一座纸上的藏经楼。他广搜海内外秘藏珍籍，甚至将散存名山的孤版钞本、青城山天师洞的秘录尽数收罗。为了这些书，他晚年竟在台北故宫的地下室里苦熬三年，终因劳累过度，于1986年12月因脑出血仙逝。
早在1962年11月，长沙已召开纪念王夫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是新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全国性盛会，也是对船山学的一次集体正名。会议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与湖南考古历史研究所所长谢华共同倡导，湖南、湖北两省社科联筹办。这场盛会汇聚了当时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领域的几乎全部顶尖学者，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10年后萧天石在台北成立船山学会，并非某种政治上的刻意对标，而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内在驱动。两湖地区（湖南、湖北）本就是船山学重镇，几代学人深耕经典。而萧天石以道家超脱与兵家刚猛，为船山学注入了另一重气象，让世人看到船山不仅是儒家殿军，更是贯通三教的文化巨擘。
随着萧天石溘然长逝，台北船山学会也不可避免走向式微。失去这位兼具学术威望、出版资源与感召力的灵魂人物，学会运作如抽去脊梁。集会渐渐稀疏，那些曾借由《民主评论》等阵地发出的声音，也慢慢消散在历史尘埃中。它没有留下制度化的现代学术机构，而是以一种“功成身退”的姿态，将接力棒交还给了历史长河。
然而，台北船山学会的火种早已嵌入两岸文化血脉。1982年，岳麓书社启动《船山全书》编纂工程，至1996年出齐16册巨帙，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这不仅是新中国学术界对船山学的系统性总结，更是与海峡对岸萧天石当年“以书代刊”的抢救性出版，形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有力呼应。萧天石当年在地下室抄录的孤本、梳理的22册《船山遗书》，最终化作后世学者案头的基石。
这世间，总有一些人，注定要背负前人的遗恨与后人的期许，在寂寞深处走完那条通往荣光的路。萧天石与台北船山学会，便是这样一段被岁月风干却依然滚烫的记忆。它提醒着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倾覆，只要还有人愿意在灯下翻开那些泛黄的书页，只要还有人愿意为一句“六经责我开生面”而热泪盈眶，中华文化的魂魄便永远不会散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