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如果将古代认真做事的人列个排行榜，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肯定可以进前十名。史载，他每写出一文，都要花费大量时间修改，一点也不嫌繁琐，他的夫人说：“你何必这样折磨自己，难道现在还怕老师吗？”欧阳修笑着说：“我不怕老师责怪，但是怕后生笑话啊！”

　　对写作一丝不苟，对政事更是精益求精。1043年，参知政事范仲淹与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与范仲淹惺惺相惜的欧阳修大力支持，上书朝廷要求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宋仁宗非常欣赏他，授予他同修起居注、右正言、知制诰的职务。真正的改革是一个重新分配利益蛋糕的过程。宰相章得象就因为荫生减少等问题，联合一帮台谏官员，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是“朋党”。欧阳修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君子，满腹政治抱负、真心想为老百姓做点事，自然非常气愤，他写了一篇《朋党论》予以驳斥，核心意思是“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想让天下大治就得“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封建统治者最忌讳下属抱团，哪怕疑似抱团也要打击，欧阳修最终还是跟范仲淹等人一道遭到贬放。不过，正是在这种博弈中，我们看到了欧阳修非同寻常的担当。

　　出任地方官，欧阳修遵循一个原则：宽简。何谓宽简？就是治理地方依据常情常理，勤勉却不搅民，政治宽松，不求虚名，追求实实在在的治绩，其本质同样是认真、担当。知滁州，欧阳修组织修整已经严重毁损的城墙，组织民兵训练，社会变得安定和谐。主政扬州，他充分尊重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其治下，扬州经济发达、秩序井然，百姓的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知青州，他倡导仁孝，为民减负，并建议朝廷免除“秋料钱”，停止强行摊派赋税。正因为如此，他每到一地，都深受老百姓爱戴。

　　欧阳修做事的认真、务实，当然与他自觉实践儒家精神有关。他年纪轻轻便中进士（23岁），熟谙儒家经典。儒家精神概括起来，其实就是张载所写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同时，更与欧阳修特定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1036年，权知开封府范仲淹画了一张《百官图》上报朝廷，讽刺宰相吕夷简不能选贤任能，吕夷简火冒三丈，当即给范仲淹扣上“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的大帽子。范仲淹被贬后，谏官高若讷非但不救，反而附和吕夷简认为当贬。欧阳修觉得高若讷身为谏官，“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写了一封信予以严厉批评，结果受到牵连，被贬为夷陵县令。到夷陵后，他干完政事之余想读读书，结果，“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为。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这段话的大意是：他被贬夷陵，闲来无事，想读《史记》《汉书》，哪里也找不到，于是拿来书架、阁楼上的司法判决书，结果发现有大量的枉法裁判案件，他因此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认真做事。

　　“不敢忽也”，是欧阳修做事的初心，他以自己整整一生实践着它，这种自觉自愿的个人担当像一束光芒照亮了无数后来者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