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秀娟

　　初春，天乍暖还寒，父亲心脏病再次发作。在北京工作的大哥，接父亲去北京接受治疗。我请了假，陪着父亲。

　　上次父亲做支架手术，是12年前。那时，大哥初到北京读博士研究生，大嫂博士研究生毕业，二哥和我也刚刚贷款买了房子。生活都比较拮据。

　　经过心脏造影后，大夫说，父亲的一根血管堵了90%，需要放置一个支架。随后，医生问，是选择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进口的支架，末端带有缓慢释放的药物，但是费用是国产支架的几倍。

　　没有犹豫，我们异口同声选择了进口支架。如果能用金钱来延续或者换回父亲的生命，我们愿意倾其所有。

　　手术很成功。父亲回家后逢人便说，沾了孩子们的光。其实，我们付出的远不及父母为我们付出的万分之一。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父母亲大半生的生活，那就是含辛茹苦。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母亲是一个农民。父亲在县城上班，为省钱，经常从家里带饭，或者骑自行车来回20公里，回家吃饭。因为中午骑自行车回家吃饭，父亲还曾出过一次车祸。所幸，有惊无险。母亲则用卖棉花、卖菜、卖鸡蛋的钱，供我们上学。无论多难，他们没让我们耽误过一天学习。

　　时光荏苒，一晃，父母都将近80岁了。他们不肯给我们添一点麻烦，仍旧种地，种菜。菜和粮食源源不断地从老家来到我们、以及亲戚朋友邻居的餐桌上。

　　我们多次劝父母，不要再种地了。他们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只要身体允许，就不能闲着。好吧，我们妥协了。种地可以，种啥样，算啥样，总可以吧？父母嘴上答应得挺好，可少浇一次地不行，少施一点肥也不行。毛主席说过，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父亲那认真劲，三天两头往地里跑，把土地当成老伙计一样守着。村里浇地是按地的顺序走的，赶上白天浇地还好，赶上晚上三更半夜的，两位老人扛着铁锨就去了。

　　去洼里种地，要穿过一条国道的两个单行道，车速飞快。年轻人还好，老年人过马路，稍有不慎，就会发生车祸。母亲说，有一次，晚上她去浇地。过马路时，感觉车离得挺远，她紧跑几步。等跑到马路中央，汽车“刺啦”一声，紧急刹车停在她面前。这事一直让我们心有余悸。

　　尽管如此，父母依然乐此不疲地去洼里种地，在院里种菜。除了冬天，院子里一年三季瓜果飘香、鲜花盛开。父亲经常像个检阅部队的将军，在院子里看看这，摸摸那，一站就是半天。

　　去医院的路上，父亲跟我们分析说，这次心脏病复发，可能跟前段时间太累有关系。“我和你娘偷偷干了几件大事。”父亲笑着说，“拉土垫高了院子，修了修院子里的小房子，还把门洞的过梁涨高了一些……”

　　父亲语气很轻松，我的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沉重。

　　到北京办理住院手续后，大哥带我们去医院附近的餐厅吃饭。菜刚上来，大哥接到单位的紧急电话，匆忙走了。只剩下我和父亲。

　　米饭，三个菜，一个汤。汤盆很大。父亲吃完米饭，开始喝汤，一碗接一碗。我小声说，爸，喝不了，就剩下。父亲一边呼噜呼噜地喝，一边说，“我爱喝稀的。”我知道，菜可以打包带走，汤不好带，父亲过惯了省吃俭用的日子，一口汤都舍不得浪费。

　　所有的检查都完成后，医生确定了父亲做支架的日期。

　　那天，父亲被推进手术室，我们坐在大厅里等。一个小时后，三个进口支架植入了父亲堵塞的血管里。

　　回到病房，我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父亲赶紧从我手中接过手机，对母亲说，“别惦记我啊！没事啦！”停顿了一会儿，父亲问，“我在花盆里育的茄子苗和辣椒苗长出来了吗？”母亲答道：“长得可好啦！”

　　阳光照在父亲的头上脸上，花白的头发稀疏，太阳穴两侧有了淡淡的老年斑。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此刻，我站在父母绿意葱茏的院子里，看父母一前一后为我摘菜，幸福得想流泪。

　　所谓的曾经，都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