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雄文

　　父亲是个操心重的人。

　　早年，他操心他的弟妹，我的一长溜姑姑叔叔们。爷爷是村里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树上掉片叶子也生怕打了头，一辈子闷头种地。先是给地主种，后来给生产队种，到1980年代有了自己名下的地，他又种不动了。爷爷生了六个子女，像一排陡峻的楼梯阶，老大与老幺相差二十岁，家里出多入少，日子紧巴得很。

　　打我记事时起，每到爷爷家，奶奶很少留饭，爷爷嘴里倒是不停地说“吃了再走”，一面朝碗里舀着能照出人影的稀饭，忽然看到奶奶瞟了一眼黝黑的铁饭锅，脸色似有不悦，几个精瘦的姑姑又端着空碗眼巴巴等着，便不再吱声，自个儿坐回春凳上吸溜起来。

　　父亲是长子，成了爷爷一生唯一的荣耀，一次偶然的机会被招了工，做了煤矿的机电工人，吃上了村里人羡慕不已的商品粮。长兄如父，父亲对弟妹们照顾有加，有时还胜过对我们弟兄。几个姑姑成家出门，都是父亲用自己微薄薪水操持的嫁妆，虽不丰厚，却也算体体面面，令喜欢嚼叨的村里人没有闲话。母亲是村里的“半边户”，每月盼着父亲拿回那点工资养家，对他包办姑姑们的事很有看法，却也无可奈何。最小的姑姑出嫁时，奶奶已不在人世，她的嫁妆也最齐全。多年后，母亲仍然对我抱怨说，那一年你爹没拿回一分钱，都给了你细姑。

　　操心完姑姑们的事，还有唯一的叔叔等着照顾。父亲先是张罗给他找老婆，比叔叔自己还急。一次请了媒人上门，父亲屁颠屁颠端茶倒水，割肉买酒，母亲很不满，嘟囔了一句：“你们到底谁找老婆？”父亲大概认为母亲对叔叔不好，大发脾气，双手猛地一伸，将饭桌掀了个底朝天。婶婶娶了回来，父亲又设法将叔叔弄到煤矿下井。叔叔干了几天，吃不了挖煤的苦，背着父亲，一个人溜回了家。父亲也没怎么责备，只是逢年过节，自己又要从牙缝里省出点钱来照顾叔叔一家子。我和弟弟参加工作了，他还常常逼着我们资助叔叔过日子。

　　直到堂弟堂妹成家，叔叔找了份门卫工作，收入稳定，父亲也白发如银，才总算不管了。

　　最让父亲操心的是大哥。大哥读书不多，种过田，干过泥瓦匠，做过小生意，都坚持不了几年。那一年，我们全家被一股政策的风吹得暖洋洋的，随父亲农转非搬到了矿山，成了半个城里人。已结婚成家的大哥也被招了工，开始子随父业，拿起了稳定的薪水。不想，大哥的工种虽然是开电车，比抡镐挖煤的叔叔轻松、体面得多，却也与叔叔一样，不愿呆在黑咕隆咚的井下，没多久便自个儿辞职，回老家去了。父亲劝过，骂过，都无济于事，只好由他。

　　老家的房子是父亲年轻时用汗水一砖一瓦码起来的，比我年纪还大，土墙黑瓦，低矮逼仄。儿时，村里的房子都差不多，没觉着有什么不好。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村里一些人盖起了新房，大哥一家却依旧住着父亲的老房子，连多半桌椅板凳都不曾换过。大哥成天惦记着买彩票，兼给自己算命。他说：“我算好了，下个月能中十万，中了就起新房子！”这一算，便过去了二十年。

　　大哥荒诞的日子里，父亲满头青丝渐渐化作了富士山顶的白雪。他退休后，往老家跑得很勤，时常从退休金里挤出点钱资助大哥和他的子女外，总想说服大哥脚踏实地干点正经事，甚或为了讨大哥的喜欢，获得某种共同语言，自己也偶尔买点彩票。

　　近五年来，父亲每每从老家回来，越发闷闷不乐，无端朝母亲发脾气。母亲很快知道了他的心事，村里除了大哥，都盖了小洋楼，甚至十来年的半新房子也扒了重盖。一栋栋簇新的楼房矗立在麻溪河两岸，绿树环绕，碧水掩映，像电视里见过的豪门别墅群。父亲回到老家，左邻右舍坐上一坐，脸上很不自在。他想帮大哥盖房子，又无能为力。

　　不过，大哥似乎终于接受了父亲的劝告，不再做彩票发财梦，算命的事也不轻易提了。侄子考上了大学，开销大起来，村里盖新房子的人家多，工价猛涨，每天两百元，大哥觉得很划算，于是重新收拾已锈迹斑斑的瓦刀，干起了泥瓦匠的活。一年下来，收入也算不菲。这几年，实施村村通、户户通工程，平整洁净的水泥马路修到了家门口。村里还规划建设麻溪新村，派人到大哥家，鼓励他翻盖新房，村里答应补贴一万元。大哥多年前被彩票击碎的新房梦，像过油的柴火般重新燃烧起来，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父亲报喜。

　　今年春上，挑了个晴好的日子，大哥点燃一长串鞭炮，拆了多年的老房子，挖开了新房的地基。父亲年过七旬，已干不动力气活，却隔三差五跑回老家，站在人声鼎沸的工地上，不时和泥工、副工们拉着家常。他脸上溢满欢愉，将多年积蓄的老年斑稀释得若有若无，似乎瞬间年轻了好几岁。我们另外几个做儿女的在外买了房，他从未有过这种逢年过节般的兴奋。

　　八月里，大哥的新房在鞭炮声里封顶，簇新的红瓦遮盖完毕，外墙瓷砖也已贴好，开始进入内部的装修。父亲带了个大红包，约上我，又兴兴头头赶到老家祝贺。他在大哥和我的陪同下，满脸堆笑登上二楼。父亲扬手指指点点，笑意铺平了额上多年的沟壑，像远道而来的老首长视察新农村。

　　静静陪侍一旁的我明白，父亲多年的心事，终于了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