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李佩甫看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挖口深井。
李佩甫：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就如“高密乡”之于莫言一般，大多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写作“领地”，茅盾文学奖得主李佩甫则常言，“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
近日，李佩甫携其长篇小说《羊的门》现身长沙乐之书店雨花店，与着名作家阎真围绕“平原上的足迹”展开文学对谈，与读者探讨交流中原文化的书写。古稀之年的他满头银发、身形瘦削，谈及自己的写作之路，依旧饱含激情。
生于河南、长于河南，今年是李佩甫写作的第46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被合称“平原三部曲”。其中，《生命册》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羊的门》则被誉为国内版“教父”，李佩甫由此被视为描写中国“官场”运作最深刻、最有力度的作家。
心中再造的平原
童年记忆于作家来说，像挖不尽的金矿。李佩甫的童年记忆，让他的写作得到了无尽的滋养。
1953年出生的李佩甫成长在河南许昌一个大杂院内。祖父辈都不识字，李佩甫到处找书看，但凡带字的纸片都要拿来翻一翻。自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李佩甫就成了家里“最有文化的人”，写信填表都是他来做。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李佩甫总是饥肠辘辘。为了混几顿饱饭，每个周末和寒暑假他都会步行二三十里路，去到姥姥的村庄。李佩甫在那里度过了童年。
半瞎的姥姥不识字，却会讲许多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农村的夜特别黑，睡觉的时候，李佩甫都会偎在姥姥怀里听她“拍瞎话儿”，即讲故事。“姥姥的‘瞎话儿’，给了我记忆上的滋养。但最大的滋养源还是阅读，我的人生得益于阅读，是阅读拯救了我。”李佩甫回忆说。
多年的农村生活，给了李佩甫丰富的素材积累——中学时代，他下乡当知青，干农活、与草木为伍；作为知青生产队长，他经常跟一群支书、队长去公社开会；他曾挂职担任过县级市的副市长，常年到农村去，又接触过大批的农村干部。
他曾说，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品味着光脚蹚在热土里的感觉，他觉得自己跟土地的颜色一样，这些生活记忆已经浸润到血液中了。
1974年，当知青的第三年，李佩甫被推荐到许昌上技校，上学期间负责办黑板报，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尝试写作。后来，李佩甫被调到省文联《莽原》编辑部。他曾表示，自己在做技术工人时，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从工人生活开始写，但总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直至1985年，他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和姥姥的村庄，根据自己对乡村的记忆创作了《红蚂蚱 绿蚂蚱》，作品发表后在文学圈产生了一些影响，自那以后李佩甫找到了自己的出发地，就是自己最熟悉的家乡。
“我用了近二十年对生活的积累，才终于找到了写作方向——平原。首先是我家乡一两个县，后来是三五个县，后来变成了心中浸泡之后再造的平原。”李佩甫形容自己的写作生涯为“比较笨的写作”。
在他看来，长篇小说创作是体力活儿，需要长年“面壁”枯坐，在创作过程中会不停遇到磕绊，不得不让人停下笔来。“最恐惧的就是穿越再造时，如何避开以前的印象，尤其是对平原的书写。”
李佩甫在现场讲述了一个小故事——他在创作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心灵史的《生命册》时，最初写了 8 万字，然后又全删掉了，他觉得自己没找到“语言情绪的行走方向”。
于是，他又回到自己下乡当知青的地方住了3个月，重新寻找对时光的认知。3个月后续写时，他找到了一句话，就是“我是一颗种子，从乡村移栽到城市”，从而找到了《生命册》的语言行进方向。
《文史博览·人物》2023年第12期 《李佩甫：植物的根都在土里》
中原是块“绵羊地”
平原上最好的“植物”长成啥样？在李佩甫的创作过程中，他一直着力于写“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他把人喻为“植物”，试图表现土壤与植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生命形态，植物变成文化符号和人性的隐喻。
“有人统计，在《羊的门》中写了24种‘草’，写的是原生态。”他坦言，每每写到平原的时候，他在精神上是有痛感的，状态好时，会有一种直接开荤的感觉。
《羊的门》是李佩甫的开创性代表作，也是“平原三部曲”开山之作。小说1999年首次出版，以现实主义的冷峻，洞彻了中原这块古老大地的精神内核，深刻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形态、文化形态、大众心理。
在李佩甫看来，《羊的门》是他真正切入中原文化的一部作品。小说中的呼家堡当家人呼天成就是中原土地场域的一个象征体，野性十足，生命力极强，但是又无比压抑、庞大滞重。他以远大的眼光经营人脉关系网，用40年时间，把村子里培养出的人才一个一个地送去城市，让村庄一步步地走向繁荣，从而成为中原大地上的智者和行动家。
“因为我们民族历史背景太宏大，苦难深重，到了这个阶段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和生存状态。”李佩甫试图通过呼天成这个人物形象，回答中原土地文化基因里有什么和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
“写这个长篇时，我认为中原这块土地是一块‘绵羊地’。”作为河南人，他了解河南人，了解中原文化精髓和历史渊源。他也用十六个字概括这块土地上“平原人”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吃苦耐劳、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生生不息。
“尽管我是个无神论者，但从小海量阅读，曾在枕边放着一本《圣经》，有一天半夜睡不着觉，爬起来翻开那本书，突然看到一句话，‘我就是门，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我觉得找到了长篇的名字（《羊的门》）。”李佩甫说。
文学的标尺在哪里？李佩甫认为，文学有标尺，它不是具象生活，也不纯是抽象；它是人类精神的沙盘，也是人类语言和精神的先导，尽管大家都心向往之，但每个人的标尺却不尽相同。
文 | 政协融媒记者 肖君臻
图 | 政协融媒记者 付栎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人物》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