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在法治不彰的皇权时代，那些有重大影响的家训客观上变成了全民道德教材，规范过包括自家子孙在内的全体国人的日常言行。

　　周成王亲政后，将鲁地封给叔叔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在伯禽上任之前，周公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诫伯禽书》，信中，周公希望儿子尊重人才、保持谦逊。他觉得“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的著作，这部家训共有7卷20篇，内容非常丰富，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伯庐则写了一部《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它提倡居身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勤俭治家、和睦邻理。全文只有524字，却处处散发着智慧的光辉。

　　在近代，传播最广的应该是曾国藩家训，它散落在其数量浩繁的家书中。曾国藩要求家人做事低调：“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字，而敢于恃才傲人”，觉得“慢人者”会反受其辱；希望家人培养宏大的格局，就是要做到不忮不求，即不嫉贤妒能，不贪利好名；期望家人培养远大的志向：“有志则断不甘于下流”，“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渴盼家人自食其力：“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读书做学问，他则强调恒心：“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

　　曾国藩家训有一点不同：其他家训一般都是由男性长辈制定出来，后世子孙一代代传承，曾国藩的家训主要是写给其四个弟弟，而非两个儿子，等于兄代父职。

　　曾国藩的家训“越位”有特定的原因。曾国藩是1838年中进士的，其时，他的长子曾纪第已夭，次子曾纪泽还要第二年才会出生，三子曾纪鸿更是10年之后才出生于北京。而曾氏几个弟弟则正处于需要“耳提面命”的成长年龄。我留心过曾氏四兄弟的出生年份：曾国藩是1811年，他的四个弟弟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分别是1820、1822、1824、1829年。换言之，即使比最大的弟弟，曾国藩也年长了9岁，比最小的更是年长了18岁。曾国藩入京为官时，几个弟弟分别对应着各自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曾国藩在家书里阐述的为人处事理念天然会施之于比他年纪小很多却又正在教育关键期的四个弟弟。

　　曾国藩父亲曾麟书一生呆在乡里，平平庸庸，读书不成功，一个秀才考了10多次才通过。曾国藩考上“公务员”之后，曾麟书为了点蝇头小利，还曾包揽公事，使得曾国藩非常恼火，专门写信给叔父，请其劝止。让曾麟书做个一般性地对家庭负责的男人，没有多大问题；期望其承担曾氏一门的教育责任，显然难为了他。这一点，曾国藩心知肚明。

　　从科考的角度看，曾国藩确实称不上是特别出色的人，他位列三甲，即“赐同进士出身”，同进士者，类同进士也，即比正宗的进士差那么一点火候；从做官的角度看，他却是人生的大成功者，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8岁做上礼部侍郎，成为正二品大员。不要说在当朝，即使是在有清一代，都是个奇迹。这样的身份与地位，几个弟弟固然引以为豪，就是祖父曾玉屏与父亲曾麟书也高看一眼。这种高看自然会加持他在整个曾氏家族中的影响，使原本面向小家庭的家训，变成大家庭的共同约条。

　　曾国藩的几个兄弟后来都各有作为，后世子孙也成就非凡，杰出人才如长江之水一波一波涌来，究其根本，与曾国藩当年的家训“越位”有直接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