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一

　　2015年是袁世凯“帝制运动”100周年，也是蔡锷“护国战争”100周年。百年之后回头望，让我想起了袁世凯与蔡锷的关系。

　　民国时期的 “二次革命”，源自宋教仁被杀案。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宋教仁要从上海乘火车赴北京，因为大总统已经几次催促，要他进京共商大事。按照当时人们的估计，这大事主要就是要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时间到了，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一帮国民党要人陪他走向检票处，这时却突然有人开枪，宋教仁中弹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至3月22日凌晨去世。

　　关于宋教仁之死，从1930年代国民党人主导编撰的教科书开始，就一直认定是袁世凯主使的。其实，凶手究竟是谁，至今还是悬案。

　　宋教仁死后，“二次革命”爆发了。当时的蔡锷是反对的，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

　　二

　　1913年10月，蔡锷进京之后，袁世凯对其生活等方面做了很好的安排。蔡锷过生日，袁世凯送了一万元。工作上，袁世凯给了蔡锷一系列职务，薪水加起来每月可领5000多块大洋。袁世凯经常见蔡锷，有时甚至是天天见，大事小事与他磋商。袁世凯还让他的长子袁克定与蔡锷拜了结义兄弟。

　　各种材料证明，袁世凯把蔡锷调到北京，是准备重用的，当陆军总长，当总参谋长，重建国家军队，都在计划之中，只是付诸实践的条件尚未成熟。事情不难理解，即使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有些事也不能随心所欲。然而，袁世凯对蔡锷的重视有目共睹，别的职务不说，让他进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就足以证明。这个办事处只有6人，其他5人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还有萨镇冰、王士珍、陈宦。这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军事指挥部，而蔡锷自己说了算的单位是全国经界局。对袁世凯的赏识和重用，蔡锷心中有数，而且给予了积极的回报。

　　到了1915年，袁世凯与蔡锷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三

　　袁世凯准备改变国体，当然想知道一些重量级人物的看法。但袁世凯没有明问，蔡锷也没有直说。之所以如此，因为他们两人虽然相互尊重，却没有真正走近，关系有点夹生。究其原因，主要原因在蔡锷身上。蔡锷进京之后，袁世凯一直努力亲近他，但蔡锷的态度却让袁世凯有点摸不着头脑。比如，袁世凯对他非常关心，不仅送钱送物，连生日都记着，而且给他许多兼职。任何人都明白，那是大总统的特别关爱，因为一个兼职一份薪水。然而，蔡锷却在五份薪水中选了一份较少的领取，其余都没领。这让袁世凯怎么想？

　　再比如，蔡锷进京后第一次觐见袁世凯，身为将军，自然是一身戎装，一丝不苟。袁世凯送给他一件做工考究的大氅，并且亲切地跟他说：以后见面不必拘礼，穿便装就行。第二次召见，袁世凯却穿起了大元帅服，而且通知许多将官参加，大家提前到达，只等蔡锷到来。蔡锷正点到达，并没有按总统的吩咐穿便装，而是依旧着装整齐，马靴、手套、勋章一样不少。袁世凯的这一招，曾经在浙江的朱瑞身上用过，朱瑞真的身着马褂去见大总统，结果是尴尬得汗流颊背，而袁世凯也从此不把朱瑞放在眼里。袁世凯所用的，是考察人的常用方法，可以一下子看到许多方面，知道一个人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知礼节，是否宜于亲近。有些人不宜亲近，给个鼻子就上脸，居高位者是不喜欢的。袁世凯努力亲近蔡锷，蔡锷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半点不敢僭越。知分守分，显示的是一个人的自尊与自重。蔡锷谦谨自重，使袁世凯对他敬重有加。

　　然而，与这种谦谨自重的人交往，自身也必需谦谨自重。所以，面对年龄上是晚辈、职务上是下属的蔡锷，袁世凯一方面极力表示亲近，一方面却谦恭地称他“先生”。这种关系，很难说是蔡锷的成功还是失败。用句俗话说：他们把关系搞生分了。

　　根据中国传统，用人就要先收服。要收服人，无非几种办法：一是投其所好，满足他；二是乘人之危，救助他。这些办法袁世凯大都用过，但蔡锷的情况却不同：他不爱钱，不好色，没什么可以投其所好；他谨言慎行，不惹事，不犯错，你想在他困难的时候帮助他、庇护他，他不给你这个机会。面对蔡锷这样的人，袁世凯这个有办法的人没了办法。蔡锷的表现，让袁世凯不敢轻视，却只能尊敬，而不能贸然视为亲信。

　　在帝制运动中，袁世凯弄不清蔡锷的内心，蔡锷也弄不清袁世凯的内心。如果是好朋友，蔡锷就应该对袁世凯有所劝诫。可是，蔡锷没有劝。因为他不知道袁世凯的真实想法，却知道做皇帝对一般人的吸引力。恢复帝制的列车加速，蔡锷做出了一个判断：复辟帝制势在必行。既然如此，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反对，而是行之有效的阻击。谁来承担这个重任？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就在于置身历史的关键时刻，对自己有准确的估计，而且有足够的自信。这时的蔡锷已经是责无旁贷。既然如此，他就需要有所准备，不能暴露自己，在袁世凯面前，就更不能说真话了。

　　8月14日，杨度等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第二天蔡锷就到了天津，与梁启超讨论了一夜。他们议定，由梁启超写文章公开反对帝制，然后蔡锷离京回云南，袁世凯什么时候称帝，云南就什么时候独立。

　　面对这段历史，我总在想，如果蔡锷与袁世凯的交往更坦率一些，如果他在关键时刻能与袁世凯推心置腹，直言反对帝制，帝制运动的列车会开出那么远吗？遗憾的是，他们都不直言，而是隔着肚皮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