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 朋

　　甲午海战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国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维新图强的变革思潮如激流震荡，而形形色色人物的“咸与维新”又让维新派鱼龙混杂、良莠不一。围绕着君治与民治的不同目标，维新派大体分化为激进、中间和保守三大派系。

　　激进革命派以谭嗣同为代表。汉民族意识浓烈的谭嗣同，视满清爱新觉罗氏为“贱种异类”，痛斥其“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因此必须打倒之。他虽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但政治主张相异，反对“君民同治”，力主民治、民主。“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这种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在当时可谓独领风骚。谭嗣同之同调的唐才常也说，“若夫地球全局，则非发明重民恶战平等平权之大义，断断不能挽此浩劫”。顺应时代潮流的激进革命派，不惜流血牺牲以救国家、民族危亡；作为维新派，他们是言行一致的民主主义者。

　　中间调和派人数最多，成分也最复杂。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容闳等人，均是“君民同治”、君主立宪的拥趸。严复痛恨君主专制，却避谈民权民治，只盼皇帝“结百姓之心”，做开明君主；康、梁的维新宗旨，则在“满汉不分，君民同治”,还提议“满汉合种”，通过“散籍贯、通婚姻、并官缺、广生计”之途径，为“圣皇”保持“宰治支那之光荣”。康氏大门生麦孟华甚至说，“中国非民权不立之为患，而君权不立之为患”。出路只有“尊君权抑民权”。这些半吊子维新派，后来沦为“保皇党”，成了辛亥革命的对头，是合乎其思想逻辑、不足为奇的。

　　以帝师翁同龢为首的保守派，包括孙家鼐、长龄、文廷式、志锐等在内，原本都是清朝大官僚。他们的维新变法，主要是为挣脱慈禧太后对朝政的掌控，将最高权力归于光绪帝之手。御史安维峻的甲午奏本称，“太后既已归政于皇上，则一切政权不宜干预，免掣皇上之肘”。对康、梁的民权平等说，他们内心憎恶，但为削弱后党、不得不容忍于一时。他们追求的变法理想，仅仅在强化皇权“独断”，因而是维新派中的守旧派系。

　　尤当留意的是，在保守、调和的维新两派中还混入了一些假维新的投机者。严复的《论中国分党》说及这类人，“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髦之妆，随声附和，不出于心。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不若从而效之。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及见西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乃毛举糠粃，附会经训，天下之人，翕然宗之。维新之种将为所绝。之斯三者，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与康有为一同发起成立保国会的李盛铎，因保国会遭翁同龢、文廷式反对，被朝廷查禁，李就连上三本反噬，在抽下自己名字后、托请报馆登出保同会全体会员名单，以博取朝廷信任。又如投机革命的袁世凯，发觉情势不妙，立即见风扯篷，向慈禧告密、出卖光绪，致使“百日维新”流产。这类被鲁迅称为“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以投机钻营、保官上位为终极目的，一遇风吹草动，其维新粉妆便剥落无遗。

　　两头小、中间大的维新派，也体现在专办维新政务的“军机四卿”中。俗称“小军机”的御前章京共有四位，即杨锐、刘光弟、林旭、谭嗣同，深得光绪帝器重，乃推行变法的得力干将。可四人中，杨为张之洞门徒，属假维新派；刘在刑部为官多年，属翁同龢派；林是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的孙女婿、与后党首领荣禄素有交情，充其量是个中间调和派；只有谭嗣同是真正的革新派，忠诚于维新事业。他早有献身变法的准备，“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变法失败、搜捕维新党人时，谭嗣同拒绝逃亡日本，从容、慷慨赴死！办理新政的“军机四卿”，犹如此纷乱相歧，它能办出个什么好结果来呢？

　　以往的史书都把慈禧太后写作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派，其实不确。在变法酝酿和实施之初，慈禧的态度是赞成的，至少是默许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明定国是诏”的颁布，就曾得慈禧首肯。只是后来的变法超出了慈禧预设的底线，以至危害其最高权力和人身安全，她才变脸发难，罢黜翁同龢，对维新派痛下杀手。维新派的鱼龙混杂、软弱苟且，注定在与慈禧后党的较量中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