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博览
鲁迅与巴金
发布时间:2016-02-26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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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回想录》时的巴金先生 

  巴金说:对我来说,他(鲁迅先生)的一生便是一个鼓舞的泉源,犹如他的书是我的一个指路者一样。


  ◆鲁建文

  

  鲁迅比巴金大23岁,在艺术观念上两人有很大的不同。在巴金看来,自己是读着鲁迅的《呐喊》、《彷徨》,吸着“五四”的乳汁成长的,鲁迅是其前辈;而鲁迅则把巴金看作优秀的晚辈,予以关心和帮助。

  

  巴金曾是一位“安那其主义”的信仰者。在对待当时社会的拯救上,看法各不相同。巴金曾在《〈灭亡〉作者的自白》中这样说:“事实上二十二章在本书内是非常重要的,我把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章上面。在前面的二十一章里(指《杀头的盛典》),我根据自己的一些痛苦抹杀了群众的力量。固然看杀头叫好(这与迷信无关)的事实,我无法否认。然而,我自己依然觉得中国民众是可爱的、有希望的。他们的无知,不能说是他们的错,而且这也是可以补救的。所以,为了对于中国民众保持公平的态度起见,我在第二十二章留了希望。”《走进巴金的世界》的作者谭兴国在就此进行分析时说,显然在巴金看来,民众的无知、麻木等等责任并不在他们自身,而在于社会制度。因此,巴金以为,首要的是改造社会制度。可见,巴金与鲁迅是有其不同的。

  

  然而,尽管两人“思想倾向”上不同,但到生命最后一刻仍主张“一个也不宽恕”的鲁迅,却对巴金选择的是合作与支持。1935年,巴金从日本回国,接手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编后,鲁迅不仅先后把自己的译著《死魂灵》、《俄罗斯的童话》等交其出版,还尽力帮助解决经济困难,为出版社垫付资金。巴金为编《文学丛刊》向鲁迅约稿,鲁迅则欣然应约,夜以继日地选编了丛刊的第一集《故事新编》。就是次年重病卧床,他仍在坚持为丛刊赶编自己的《夜记》,可惜天不假年,书未成而身先去。而且,鲁迅还热心向作家进行推介,为出版社招揽稿源,让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也放在这里来出版。他曾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就这样说:“这十二本中(当时《文学丛刊》初定十二本,后增至十六本),闻系何谷天、沈从文、巴金等之作,编辑大约就是巴金。我以为这出版社不错。”从而,使巴金与萧红相识,尔后她的《商市街》、《桥》、《牛车上》等多部作品,都是经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所以,后来巴金常说,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是没有他(鲁迅)的帮助,就不会有后来的发展”。

  

  鲁迅不仅在事业上支持巴金,而且还为巴金“挡风沙”。当时的上海文坛是相当复杂的。作家之间思想观点分歧、宗派纠葛,以至意气用事,常有论争和冲突。巴金的对策是从不介入,连双方的论争文章也不太怎么关注。但往往“树欲静而风不止”,1931年,胡风化名谷非把巴金的《罪与罚》、《海的梦》列为“第三种人”的创作,对巴金加以指责。巴金对此自辩说,自己一贯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一直都在把文艺当作“打击黑暗,歌颂光明”的武器来看待。这批评,显然是“来自一个政党的立场”,是在将他作品“放入一个政治纲领的模子”里来衡量。论争中,鲁迅也先后发表了《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他说:“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随后,在美国新闻记者伊罗生邀鲁迅、矛盾选编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鲁迅将巴金的《将军》也一并选入。这无疑是对巴金的支持和肯定。

  

  特别是,在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中,徐懋庸再次抓住巴金的“安那其主义”的信仰做文章。论争中,巴金没有支持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而是更多地倾向鲁迅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时期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徐懋庸致信鲁迅,攻击鲁迅“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了恶劣的倾向的”,认为鲁迅看人不准,受到巴金、黄源的包围和影响。他在文章中说:“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阵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重病中的鲁迅由冯雪峰代笔起草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对当时上海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帮巴金辩护。他说:“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据《巴金传》的作者李辉研究,在《鲁迅名篇手稿》中并无上述对巴金作出“屈指可数好作家”总评介的话。显然,应是鲁迅在看样稿时专加进去的。

  

  鲁迅对于巴金这样的人,为什么会不顾倾向上的不同如此的关心和帮助呢?这无疑耐人寻味。《巴金全传》的作者陈丹晨在书中记述了一个细节:上个世纪30年代初,日本年轻学者增田涉曾师从鲁迅,经常在鲁迅家里学习、聊天。他曾问鲁迅,为什么会与思想倾向很不相同的巴金走在一起,并一道工作?鲁迅用非常信任和赞赏的口气说:因为巴金“比别人更认真”。他认为,鲁迅最看重人的认真与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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