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宣传图片的中国孩子们。

　　◆张鸣

　　上世纪50年代初，是中苏关系的蜜月。一只脚刚刚跨入新中国的中国人，实心实意地学苏联，对中国人而言，苏联是榜样，是老师，更是高大威猛的兄长。那个时代的人，只要一提起苏联，往往后面都要加上“老大哥”三个字，即使在后来中苏交恶了很久以后，在这一代人的嘴里，仍然会不留神就冒出“苏联老大哥”的字样来。我这个中苏蜜月过后才出生的人，就是从父母嘴里才知道我们中国人还有过这么一位“大哥”。

　　那个时候，人们手里捧着的是苏联小说，银幕上放着的是苏联电影，学校里教的是苏联教科书，如果是大学，还要配上一堆高大魁伟的俄国专家。翻开那个时代的中国报纸，头版头条，往往是苏联的伟人加上苏联的消息，人们嘴里自然是哼着“山楂树”和“卡秋莎”，连崇拜的英雄，也首推丹娘、卓娅和保尔·柯察金。

　　那是个学习的时代，中国人学过日本，学过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但从来也没有如此的虔诚，如此的认真。虔诚到了老师变成了偶像，认真到了一丝也不敢走样的地步，对学习苏联的态度，是绝对的政治问题，别说嘴上的非议，就是私底下的腹诽都是罪过。苏联是我们中国人的未来，是中国人做了一百年的梦，而且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梦。

　　一批批中国人去了苏联，多数不过是走马观花，他们看到了城市林立的高楼大厦，看到了工厂一排排的烟囱，还看到了耕田不用牛的集体农庄。那些大多数没有运气去苏联的中国人心目中的苏联也许更加美好，广播、电影、报纸画刊以及支书和工作队同志的嘴，为他们描绘了一个充满明媚阳光的伊甸园。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受到过中国老百姓如此的关注，几乎每个人只要有机会，都会拼命地盯住闪现在眼前的苏联印象，发一声由衷的叹息，然后在自己的脑袋里将这些枝节片断连缀成一幅很现代、很工业的人间仙境的图景。后来大跃进期间，中国人跟苏联较劲，打算一溜快跑比苏联人早一步进入共产主义，所想象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共产主义天堂蓝图，实际上多半是从苏联那里来的。

　　大人们的虔诚很快就传染给了孩子。我看到一幅这样的照片，一群小学生正在看有关苏联的画片，画片上最醒目的是穿制服的苏联工人和西装笔挺的领导人，在工人和领导人的下面，仿佛是一台隆隆开动着的联合收割机。贴画片的报刊栏的下面是一双双童稚的眼睛，孩子们粗糙的土布衣服被磨得发亮，一道道难看的衣褶和圆桶桶的样式，说明这些衣服是他们的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布料也是这些母亲手中那吱吱呀呀的手摇纺车的产品。孩子们纯真的脸上写着仰慕和向往，向往是那么的入神，甚至连有人在背后拍照都没有觉察（我相信，那张照片不像是摆好姿势的“演出”，因为背影最突出的孩子，左臂上还带着臂章，分明是个少先队的几道杠，可是却忘了带红领巾，衣服也显得不太干净）。十有八九，孩子们向往的并不是画面上苏联人漂亮的衣服，而是那神奇的机械，和神气活现的工人和气派的工厂。其实，孩子们眼里有向往更有希望，因为他们都相信老师告诉他们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未来。”

　　也许正因为举国上下都相信这句话，新中国的“学习时代”才会呈现出凯歌行进的风貌，社会主义革命驶入超车道，而建设则一日千里。如果没有苏联集体农庄的示范，至少中国的农业合作化的阻力要会大得多。参观过集体农庄的农业劳模们，个个都羡慕死了那天天喝牛奶吃面包，春种秋收甚至连挤奶都是机械化农庄生活。不少农民居然能自觉自愿地交出他们命根子一般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这种亲眼所见者的叙述，叠映上苏联画报上那广袤田野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无疑是起了作用的。一位东北的合作化时期的老模范对我说过，当年他从苏联参观回来后，将那边的情景一描绘，村里没入社的农民都入了社。在合作化运动中，年轻人（包括孩子）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踊跃，按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越是年轻的人，就越容易对未来产生憧憬，那些展示苏联美好生活的图片，对年轻人的影响力之大，决非今天的我们所能想象，照片上那些全神贯注的孩子们，回到家里，在家长入社的问题上，应该是个坚定的促进者，那些不愿意入社的老顽固，在家里一般都会受到孩子们的“围攻”，直至他缴械投降而后已。

　　对于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来说，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只有那么一点点运动（韦君宜语），而向苏联的学习又将人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抹上一道看得见的亮色，整个社会充盈了略带天真的向上的蓬勃朝气。照片中的小学生，现在已经年逾半百，到了喜欢回首往事的年纪了，无疑，那段睁大眼睛看苏联画片的时光，要算是他们整个生活史中的蜜月。

　　然而，中苏的蜜月随着50年代的结束而结束了，学习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废墟中的中国几年功夫就有了自己造的飞机和汽车，还学会了制定自己的五年计划，步子迈得比俄国人还要大，多少由于向苏联学习的缘故，中国人没有像后来柬埔寨那样，将整个国家开到农业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去。只是，为了这一切，中国人也付出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