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朱东润先生是我国著名文学史家。在《朱东润自传》这本书中，朱先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高校内部的派系纷争。

　　1929年，朱东润应聘赴武汉大学任教。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为王世杰、教务长为王星拱。学校分设四个学院，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法学院院长皮宗石，理学院院长王星拱，工学院院长石瑛。每院中又有实权派人物，如文学院的陈通伯，法学院的周鲠生、杨端六，工学院的赵师梅等。由于法学院是武汉大学的重心，而法学院的几位重要教授都是湖南人，所以他们成了武汉大学的重要一派：湘军。

　　闻一多虽为院长，但非湘军嫡系，难免不被排挤。他不得不辞职。

　　不久，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部长，教务长王星拱担任校长。王星拱出身安徽，他提拔了一批安徽人担任要职。这样一来，武大内淮军崛起，湘军的力量被削弱。由此，派系争斗趋于激烈，学校开始走下坡路。朱东润如此感慨：“这一切虽没有表面化，内部的斗争已经把这所大学的发展前途搞垮了。一座新兴的大学由于内部斗争终于变得生气索然。”

　　朱东润在书中说，陈通伯推荐叶圣陶去武大做教授，淮军便将其视为眼中钉。中文系的刘主任特意安排自己的得意门生做叶的助教，其实是变相监督叶。这位助教也很“敬业”，把叶圣陶授课时的口误一一记录在案，再交给中文系刘主任，作为叶学问“不通”的证据。

　　叶圣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刘主任想方设法对其排挤，一学期给他排了三个班的大一国文，另外两个教师却完全赋闲。叶圣陶气不过，就问刘主任：“新来的黄先生、徐先生为什么不排大一国文课？”刘主任答：“这哪能比啊？人家是专家啊！”

　　朱东润笔下的这位给叶圣陶小鞋穿的刘主任，就是当时中文系的台柱子——黄侃高足刘博平。而在当时朱东润同事苏雪林的眼中，这位刘先生，不仅学问渊博，脾气也温和：“刘博平先生虽为我们的系主任，我和他接洽之事极少，见面机会也极少，对他的为人，实不深知。但我觉得所难得者，他虽为某名公的高足，只接受了某氏的学问，却没有传染某氏的习气。某氏的佯狂自放，玩世不恭，白眼对人，使酒谩骂诸事，流传于世，人皆以为美谭，我则厌恶已极。过去我也曾认识几个某氏门下氏，多少都有这种恶劣习惯。博平先生则完全不然，只是诚诚恳恳的做人，朴朴实实的治学，若说他是章太炎的学生还有点像。”

　　苏雪林眼中的温雅君子在朱东润笔下却成了小肚鸡肠、党同伐异者？熟是谁非，颇费思量。

　　吴鲁芹是当时的外语系学生，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告诉我们，当时不仅刘博平，还有其他一些老先生，对叶圣陶都有“不敬之心”，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分属不同派别，而是叶没有大学文凭，没有学术专著，遇到一些典故，还得求助于《辞源》《辞海》——在这些老先生看来，这些典故，并非僻典，国文老师早该熟悉。

　　其实，即使在当下的高校，没有博士文凭，没有学术专著的老师，恐怕也不得不接受备受冷落的边缘角色吧。何况当时的叶圣陶连本科文凭都没有，刘博平这样“血统正宗”的学者瞧不上他恐怕不能归因于派系之争吧？

　　在自传中，朱东润还讲了刘主任做的另一件不光彩的事。朱东润告诉我们，刘主任将叶圣陶排挤出局，开始放手重用自己的亲信。他请来的一位专家，一直无课可代，恰好当时的重庆教育部颁布新章，提倡在大学中文系开传记研究。刘主任是专门研究《说文解字》的，对“传记”似懂非懂，又耻于下问，竟想当然地认为传记在古文范围内，便让那位徐专家开设传记研究课，从韩愈、柳宗元讲起，自然是大闹笑话。

　　程千帆当时也在武汉大学任教。他在晚年口述的一篇文章中说，朱东润这番话完全是开玩笑，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朱东润所说的这位专家，是章太炎的弟子徐哲东，原系中央大学的讲师，到武汉大学时已升为教授。关于开设传记研究课这件事，程千帆口述如下：

　　“朱东润先生当时在武汉大学，刘博平先生当系主任，朱先生教文学批评史，博平先生的学术思想比较守旧，认为文学批评可以不必修。徐哲东先生应聘到武大，人还没有来，要开学了，博平先生是系主任，就替徐先生开列了一些课，其中有一门课是传记文学研究，这是当时教育部选课的课程。徐先生到了以后，看到这个课表说，我以前没有教过这个课，是不是暂时开别的课代替。他同刘先生商量后，就决定开个韩柳文研究，因为他原先在中央大学教这个课，中央大学的《文艺丛刊》里面还有他的《韩集诠订》这样的专门著作发表。”

　　程千帆还说，当时朱东润出于“开玩笑”，将此事写了篇杂文，发表在重庆的《星期评论》上：“朱先生的杂文说，大学里面也很特殊，传记文学怎么开出韩柳文研究来了？是不是把讲《郭橐驼传》和《永州八记》变成了传记研究？”徐哲东看到此文，恼怒之下竟然准备诉诸武力：“徐先生看到后很生气，说：他的嘴巴很巧，我可不会讲，但是我会打。我要打他，我打的人不是我治还治不好。”结果是：“东润先生就很狼狈”。在教师休息室里，徐哲东在里面，朱东润就不敢进去，后来在法律系教授刘经旺劝说下，徐哲东才放弃用拳头出气的念头。说完这段公案，程千帆来了一句颇有意味的画龙点睛：“这些轶事，朱先生自传中没有提及，知道的人现在不多了。”

　　胡适认为，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的生动的传记了。”

　　朱东润先生写这部自传，看来还是“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对于一些不利于自身形象的材料，要么偷工减料，要么一舍了之。所以，对他这部自传，我们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