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波

　　福布斯富豪榜今人耳熟能详，“富豪榜”这玩艺儿，古人有没有？

　　也有的。中国最早的富豪榜，当然是《史记》中的《货殖列传》。“货殖”一语，应该是取自《论语》，孔子评价弟子端木赐（即子贡）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亿”通“臆”，孔子称赞子贡做生意屡屡能够预测成功而大赚其钱也。《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是专为从事工商业的人们所做的一篇传记。司马迁说得好，“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要想发财赚钱，从事工商业自是最佳途径，因此这篇《货殖列传》中收录的都是从先秦至汉前期这一时段产生的顶级富豪。

　　司马迁所拟的富豪榜上都有哪些人物？范蠡，越国大臣，后从官场上激流勇退，弃官而从商，“遂至巨万”；白圭，战国之初的商人，司马迁说他“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就是在农业社会中准确判断气象和收成，趁农业丰收谷贱的时候大肆收购储存，然后于次年高价出售；猗顿、郭纵，分别以盐与铁起家，而秦始皇时期的乌氏倮与寡妇清则致力于畜牧业与矿产开发，均成为富豪。至于汉初，富豪就更多了，从事冶铁铸造行业的有卓氏、郑氏、孔氏，从事商业的有师史，从事农业畜牧贸易的有任氏和桥姚，从事金融行业的则有无盐氏，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个行业都涌现出了成功人士。

　　《史记》中有富豪榜，班固撰《汉书》亦步亦趋，同样拟了一份富豪榜，这就是《汉书》中的《货殖传》。

　　对这两份富豪榜进行一下比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司马迁的榜单人物始于先秦，所以第一位人物是范蠡，班固的榜单人物同样始于先秦，第一位人物也是范蠡。以下白圭、猗顿、乌氏倮、寡妇清、卓氏、郑氏、孔氏、师氏、任氏等人，两份榜单也完全相同。

　　当人们发现司马迁的榜单终于“任氏”，班固的榜单也终于“任氏”的时候，是否会想到一些有趣的问题？

　　众所周知，班固的《汉书》写的是汉初至新朝王莽时期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则断自汉武帝，而汉武帝至王莽，这中间还有近百年呢。

　　于是问题来了，同样是拟富豪榜，与司马迁相比，班固明明是针对一个更长的时段，为什么他拟的富豪榜却和司马迁完全相同？难道在汉武帝至王莽执政的这近百年之间，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富豪产生？不可能是班固笔拙，也不是他对富豪缺乏基本的辨识能力。实在是因为没有更多的素材提供给班固，供其驱驰。

　　“在汉武帝至王莽执政的这近百年之间，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富豪产生？”这似乎是个奇怪的问题，可面对这个问题，居然只能作肯定的回答。

　　那么富豪难产的原因何在？是工商业人才在某一时期突然出现了匮乏？当然不是，不管什么样的人才，哪朝哪代都会有的，导致富豪难产的关键在于，从汉武帝开始，官方的一些政策对工商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读史者皆知，汉武帝是锐意开边的雄主，其对外征伐的是非这里不作讨论，但一个问题是清楚的：打仗就会烧钱。在汉武帝初即位的时候，尽管天下富足，国家粮库里的存粮太多以至于“腐败不可食”，但如此丰厚的积累也经不住连年征战，很快就出现了财政危机。汉武帝应付财政危机的主要办法有三个，一是卖爵位，二是扩大征税，三是将盐铁等重要产业转为政府掌控，不许私人染指。这些政策的剑锋所指，谁是最主要的受影响者不言而喻。

　　汉武帝的政策对工商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不喜欢富人的人们可能会拍手叫好。但除了皇室，谁还是真正的受益者呢？台湾学者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说：“武帝以前的富豪中，有很多是以鼓铸或冶铁起家，而冶铁属于重工业，若是任由民营，则在竞争之下，业者必会为提高效率，致力于生产技术的发展，改由公营后，变为独占，缺乏研究发展的诱因，科技难以大幅提升，再加以在管制社会中，科技被视为奇技淫巧，阻碍聪明才智之士从事科技研究工作，从而使技术停滞，让经济社会凝为静态。”读书至此，可发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