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业

　　8月12日，我正翻阅着新到的《杂文月刊》，不意竟翻到符号先生的一篇悼文，不禁大吃一惊：怎么？朱铁志先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怎么可能？赶快打开网页，这才看到有关铁志辞世的报道和悼念的文章竟是铺天盖地。原来，他已于6月26日自行而去，这真是太意外了！

　　我虽然习读杂文经年，但历来侧身于圈外，消息闭塞不说，所能认识、交往的文友亦几近乎零。唯独和铁志，近二十年前，因缘际会，有过一段来往。那是1998年，我还在北京一家大学攻读工科博士。但因了对现实的关切和尚存的一点正义感，竟逐渐弄起杂文来。也因为那时还年轻，遂有了“嘤鸣以求友”的念头。从一本《固守家园》的杂文集中知道了作者朱铁志，于是一个电话直接打给供职于《求是》杂志社的他，道了仰慕之意。铁志很爽快，当下约定星期六（那时还无双休日）到他办公室“谈一谈”。

　　星期六上午，我如约来到《求是》杂志社铁志办公室门前，但门紧锁无人，再看其对面办公室门牌写着“李下”二字。不禁大喜过望，原来杂文家李下（瓜田）也在这里。于是先到李下老师那里说明来意后，就坐下神聊起来。过了一会儿，李下临时出去有事，留我一人在他办公室静等。这时一位看似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来找李下，和我礼节性地点点头，又退出。从此人儒雅干练的气质中，我忽然意识到他可能就是铁志，急追出门，刚好此时李下老师返回，三人碰到一起，李下遂为我们做了介绍。铁志即邀我去了他办公室。

　　铁志办公室约二十多平方米，虽不很大，但也足够宽敞，办公桌上有电话、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等电子设备，这样好的办公条件，在当时还很少见。办公桌后顺墙摆放着几个大书橱，井然有序地摆满了各类书籍。其中杂文类书籍居多。足见主人的勤奋好学与不俗的品位。那日我们聊的话题广泛，主要是谈了社会现状、杂文的生态等等。我说，真没想到，在《求是》这样一个撰写高头讲章的地方，还会盛开杂文这样的刺玫瑰。他笑答道，这要感谢我的直接领导李下了。他很开明，能理解杂文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他也是写杂文的。我们还谈到了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的《中国可以说不》。我说，我十分喜欢南方一位杂文家的文章，但他此次对待《说不》作者的那种轻蔑不屑的态度，我有些不以为然。面对国际强梁进逼，青年人一腔爱国热血何可厚非？如果认为其爱国的非理性，尽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何必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如此不与人为善？谁不是从年轻过来的？铁志也表示了同感，说他和这位杂文家是朋友，还曾为此打电话给这位杂文家，劝说过他。后来又谈到了邵燕祥先生，我说当今老一辈杂文家中，我最为心仪的还是邵先生。他也说邵先生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和邵先生交谈，能感受到其人的风趣和机智，邵先生可谓当今杂坛的大哥大。 末了，他向我着力推荐了刚刚问世不久的《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中的几位杂文家的著作，记得有邵燕祥、牧惠、舒芜、何满子、冯英子等人。

　　再次拜访他时，他显得更为热情。我猜，此时他已看到我在广州政协杂志《共鸣》上发表的一篇杂文，大概觉得我之喜爱杂文，并不只是说说而已，还是有点行动的吧。此次聊了些什么，已不大记得，可能是议论了一些当今杂文界的青年才俊。记得说起潘多拉先生，他开玩笑说，这只“盒子”一旦打开，可不得了；谈到了王小波，说此人文章充满了冷幽默。

　　北京太大，从学院路到沙滩的《求是》杂志社，公交车就要坐上近一个小时。去一次实为不易。那时互联网还不普及，故此后，我们主要在电话上交流。我有一篇5000余字的抨击时弊的长文复印给他，请他提意见。他直言批评道这不是杂文的写法。我虽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还是感动于诤友的情真意切。铁志的有些看法我并不同意，譬如一次闲聊，我说到我所在的工科院校，学生竟然对国家大事一点也不关心，他随即回答说工科学生嘛，学好专业就行了，不需要关心这么多，这多少使我有点意外。

　　这期间，他寄赠给我两本他的新作《自己的嫁衣》和《思想的芦苇》，使我获益匪浅。我曾策划，请他来我们学校，和工科学生座谈座谈，他谦让说自己不够格，并推荐一位经济学家说值得我们去邀请。后来，我们想请知名作家梁晓声先生来校座谈，但不知其联系方式，求助于铁志，铁志说，他和梁先生也不熟悉，但还是帮助我们打听到了梁先生家里的电话。虽邀约梁先生最终还是未能成功，但此事上也足见铁志的仗义和热心。

　　转眼到了1999年，我即将毕业，将这三年多求学之艰辛，凝聚成一篇《博士也是打工仔》的杂感，却不知该投往何处，看到《中国文化报》杂谈栏目的主持人是焦国标，心想焦先生的文章我是读过的，也很喜欢，只是不知道他原来在这里供职。文章后来在那里发表了，顺便又去拜访了焦先生。从焦先生那里出来后，才发现《中国文化报》编辑部和《求是》大院是相通的。于是径直到铁志那里，算是毕业前向他辞行吧。铁志听说我刚从焦国标那里来，遂做东邀国标和李下二位为我饯行。席间几位同道聊得十分开心。当时刚刚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事件——之前我们通电话说起此事时，铁志曾慨叹道这种事之发生在国际上非常罕见——而这次席间又提到了所谓“误炸”，记得铁志说，一定要警惕国内的民粹主义借此抬头云云。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铁志。记得离京前我再次在电话里向铁志辞别时，他盛情邀约我以后来京时一定要到他那里作客。但这近二十年间，我几次到北京，都是来去匆匆。总以为我们年龄都不很大，来日方长，再见不难。离京后，除应我请求，他给我寄过两本他的新著外，几乎再无交集。就是电邮联系也极少。但恰恰在今年5月，我们还通过一次电邮。5月7日，我向他打听一位资深杂文家兼杂文编辑的联系方式。5月12日他回了信，说最近太忙，才看到我的邮件，还说他这些年已很少写杂文了。不料一月多以后，他竟然去了另一个世界！而且走的这样果决！

　　我和铁志直接接触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深邃、智慧、阳光、自信、豪放、通达等气质是很容易感受到的。还在1999年时，铁志因年轻且才华横溢，在当时就已有了将被提拔的兆头。一次电话中我开玩笑说，听说你要升官了啊。他坦言道，一方面是为了承担更大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家里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可见他不仅有理想的一面，还有很现实的一面，并不偏执迂阔。

　　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睿智、理性、开朗、豁达、大气且十分热爱生活的人，怎么会以这样的方式辞世？！在他离世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至今也没有想通。

　　呜呼！斯人已去，从此长绝！只留下“空悲切”的我辈芸芸众生。但愿徐怀谦、朱铁志这样的悲剧别在杂文界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