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民国有三个文人的婚姻最让人感叹，一是鲁迅，二是陈独秀，三是闻一多。

　　鲁迅的婚姻是母亲鲁瑞一手安排的。在鲁瑞看来，对方的祖上也曾做过知县之类的小官，其父辈经商，家道也还算殷实，与自己那个破落的官宦之家很般配。朱安虽然不是很漂亮，但自己的儿子个子不高，长相也很“大众”，没有什么可挑剔的。鲁迅的感受却不同了，就在母亲为他操心婚事的时候，他正在南京的新式学堂求学，马上就要赴日本留学，他喜欢的还是那些有知识、见过世面、能与自己进行心灵对话的“子君”式的新女性。他在日本一呆就是七年多，一半是为了学业，一半也是为了躲避这场婚姻。

　　实在躲不过了，鲁迅提出两项要求：希望朱安放脚、进学堂读书。但保守的朱家却对鲁迅的要求置若罔闻，这就让鲁朱的婚姻还没“开幕”就出现了冷场。虽然朱安性格温顺、懂得礼节、孝敬婆婆，但鲁迅怎么也对她产生不了感觉。

　　陈独秀则是在春风得意的情况下被母亲与叔父定亲的。1896年，17岁的陈独秀考取了秀才。少年高中，前程似锦，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家争着与他家联姻。经母亲与叔父陈昔凡做主，陈独秀与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结了婚。高大众（高晓岚）眉清目秀，体态端庄，待人有礼，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好妻子。最初，陈独秀也想跟她好好过日子，但时间长了，总觉得两人格格不入。比如陈独秀想剪辫子，高大众坚决反对，骂他是洋鬼子；陈独秀想去日本留学，她极力阻拦，还将陈独秀筹措的留学经费藏起来。两人的婚姻勉强维持了十年，后来，陈独秀移情别恋，自此，两人老死不相往来。

　　与鲁迅、陈独秀相比，闻一多的包办婚姻却呈现出另一番别样的风采。1921年底，从清华大学毕业准备赴美留学的闻一多收到父母来信，要求他回家结婚。女方叫高孝贞，是他的远房表亲，读过私塾，没有裹脚 。闻一多拗不过父母，不得不与高孝贞举行婚礼。但闻一多内心里的痛苦，绝不在鲁迅、陈独秀之下，他曾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说：“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他甚至说“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

　　回到清华大学，吹了几阵冷风，闻一多变得理性了，他觉得妻子是无辜的，如果自己的行为过于极端，一家人都将受到伤害。高孝贞读过私塾，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只要耐心培养，她完全可能脱离旧式妇女的生活轨迹，做一个与自己心心相印的新女性。闻一多当即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这样说：“我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我所敢求于两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耳！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我敢冒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在闻一多的坚持下，他的父母从娘家接回了高孝贞，送他去武昌女子职业学校读书。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留学，他经常写信询问高孝贞的学习，还以美国女诗人的事迹鼓励她：“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也就是在异国，闻一多写出了《红豆》组诗。在一首诗中，他这样写道：“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

　　爱如声音，是可以产生回响的，闻一多对妻子柔情似水，妻子也回报他以患难中的真情。闻一多一家来到西南联大后，因为战争的原因，教授工资大幅缩水，以前一个人的工资能从从容容地养活二三十口人，现在家中人口不足十个，每月的工资用不到半个月就见光了。不得已，闻一多只好去附近的昆华中学兼课，并挂牌治印。

　　闻一多有吸烟的习惯。在清华教书时，曾流传他的一个桥段。上课时，闻一多穿一件黑色长袍，昂然阔步进入教室，先掏出烟盒笑问学生：“哪位吸烟？”学生们不接，他给自己点上一支。在电灯光下，烟雾缭绕，然后，他拖长声音说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谓真名士！”这才开始讲《楚辞》。此时，为了节约开支，他准备将烟戒掉。高孝贞不同意，动情地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再困难，我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老婆不同意戒烟，闻一多便降低香烟的档次，不再吸“红锡包”、“大前门”，只吸劣质的旱烟。听到闻一多被劣质烟呛得一声声咳嗽，高孝贞心痛得不得了。“我来给你做”，她说。高孝贞挑选比较嫩的烟叶，洒上一点酒和糖水，揉匀后，用刀切成细丝，再滴上香油，耐心地用温火烘焙，制成的烟丝色美味香。

　　从此，闻一多改用烟斗吸烟，还常常得意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泡制的，味道不错！”高孝贞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闻一多，还积极支持他的进步行动。1945年10月，李宗黄率领军人殴打、杀害进步学生，此人附庸风雅，想重金邀请闻一多为之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孝贞跟着表态：“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

　　闻一多是民盟中央委员兼民盟云南省负责人，早就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特务甚至悬赏40万元买他的人头，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他离开，美国加州大学以优厚条件请他讲学，他一一婉拒，高孝贞坚定地支持他。1946年7月11日，爱国民主人士李公仆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不顾发高烧和生命随时可能遇到的危险，凌晨五时即赶到医院抚尸痛哭。后来，闻一多又坚持要出席李公朴的追悼会，高孝贞含泪劝他不要外出，但当闻一多说出“事已如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这句话，深明大义的她选择了默认。终于，特务们对闻一多下了手，高孝贞哭着扑向他的尸体，满身都是闻一多的鲜血。此后，高孝贞没有再婚，而是选择将几个子女养大。1983年，她以81岁的高龄离别人世。

　　我这样说，决无赞美包办婚姻的意思。婚姻自主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一对男女在某种情境中相遇，彼此对上眼了，愿意长相厮守，父母也好，其他家人也罢，可以提建议，但到底如何选择，必须由当事人说了算。不过，有一点，我们也应该看到：过去的包办婚姻情况非常复杂，有鲁迅与朱安、陈独秀与高大众这样最后走向悲剧的，也有像闻一多与高孝贞这样终于花好月圆的（俞平伯与许宝驯也是如此）。这种复杂性给了我们另一种思考：在婚姻里，一方或彼此停止心灵的成长，一般都会叶枯花萎，至少是名存实亡，包办婚姻尤其如此；如果我们懂得互相支撑、共同成长，哪怕是包办婚姻，旧茧里也可以化出美艳的新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