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濂

　　沙孟海(1900-1992年)，原名文若，字孟海，浙江鄞县沙村人，20世纪书坛泰斗，于语言文字、文史、考古、书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武汉会战后，日本军部特派一个叫川本芳太郎的大佐专赴北平，敦促吴佩孚出山。为了劝说吴佩孚不当汉奸，朱家骅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给吴佩孚发去一个电报，晓以大义，力阻其出山。这时，沙孟海经同乡陈布雷介绍，已在朱家骅手下当秘书，起草电文的任务就落给他了。沙孟海当天晚上，一篇五百余字的四六骈文一挥而就。文中庄严声明“春秋大义”，敦促吴佩孚千万要以民族为重，不要“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朱家骅对电文极满意，当即令人将电文急送吴佩孚的老友张芳岩，发给吴佩孚。吴佩孚正在就“出山”与川本商定程序，当随从将他请进密室，将朱家骅的电文递交给他时，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仿佛遭到了电击。川本正在焦急地等待这位大帅做出最后的决定，他已经向东京报告吴佩孚同意出山，东京要他确定举行就职典礼的日期。然而，当他把东京的意思提出后，吴佩孚却提出了他就职的条件：成立一支由吴直接指挥的30万人的军队，日军撤出华北。川本没想到紧要关头吴佩孚会来这一手，于是吵着要剖腹自杀，但没等他拔刀，吴佩孚已经甩开袖子走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公开投敌，朱家骅得悉汪精卫派特务欲拉吴佩孚下水的情报后，又叫沙孟海起草了第二个致吴佩孚的电文。不久，朱家骅收到吴佩孚通过张芳岩交北平地下人员拍回的一个电报，言词恳切：“仆虽武人，亦知大义，此心安如泰山。”这表示了他在大是大非上的立场。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日本特务计出多端，吴佩孚却终于没有“出山”。

　　蒋介石故居丰镐房内报本堂，堂前两侧有一副引人瞩目的柱对，上联曰“报本尊亲是谓至德要道”，下联曰“光前裕后所望孝子顺孙”。这副楹联，主题鲜明，对仗工整，挂在祖堂之前，十分贴切。这副楹联由蒋介石亲书，所以，大都以为作者就是蒋介石。其实，这副楹联的真正作者是沙孟海。1946年，沙孟海在教育部任秘书，当时用的名字叫沙文若。蒋介石知道他擅长金石，对谱牒也颇有研究，特地请他重修《武岭蒋氏宗谱》于1948年12月告成。这次修谱，挂名的大总裁是国民党元老、书法家吴敬恒，总编篡是陈布雷，沙孟海只列在4个编纂之一，但实际上做文字工作的主要是沙孟海。进谱之日，蒋介石想为故居的报本堂增添匾额，于是趁此机会，请吴敬恒题写堂额，请沙孟海设计一副堂前楹联。沙孟海设计的楹联，由蒋介石书写后，制匾挂于堂前两侧。

　　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匾额，是1953年宝刹修葺时，由沙孟海题写的。1957年，当他的三弟、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后，他作为兄长，题写的匾额也不能继续存在了，于是把沙文若(沙孟海字文若)三字从匾额上抹去。1970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陪同下访问杭州，西哈努克提出要到灵隐寺进香。亲王在进入大殿前盯着“大雄宝殿”四个字，问陪同参观的中方官员:“这几个字是谁写的？为什么没有题款？”中国官员吃了一惊，他没有估计到西哈努克会有这样的汉学功底。他看了看周恩来，惴惴地告诉亲王:“这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已经不知何人书写了。”周恩来知道这块匾额的书写者并非古人而是沙孟海，他找来了当时的省革委会负责人，说:“沙文汉是沙文汉，沙文若是沙文若嘛!怎么能够因为沙文汉是右派，连沙文若的名字也抹去呢？不能搞株连。这不是党的政策!”浙江方面很快派人找到沙孟海，要他去补一个名字。按一般人的看法，这当然是“很抬举你了”，可沙孟海不，他的倔劲又上来了。他断然拒绝说:“要么重写一块匾。名字就不补了。”来人好不尴尬。事出紧迫，他们只好请来另外一个人，拼凑了“沙文若”三个字补上。字写得不协调，很难看，于是“大雄宝殿”的匾额上，不是沙文若写的“沙文若”三个字。直到1987年，沙老重新题写了“大雄宝殿”匾额并落款“沙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