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业

　　有这样两所中学，虽异代不同时，但都是一个时代教育界的“圣之时者也”，全国响当当的名校。

　　一所，就是当今大名鼎鼎的河北衡水中学。一旦进入衡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几率极高。因此成为当今许多中国父母的向往。据报道，2013年河北省高考几乎是衡水中学的独奏表演，不仅囊括了河北文理科状元，文理600分以上的考生也超过全省的五分之一。校门口的英才街上，当年考入北大清华的104名学生头像一字排开。至于港大、新加坡国立大学的77名学生，在这里连露脸的资格都没有。如今的衡中，想进去参观学习，都要交600元的“门票费”，“这是我去过的地方里门票最贵的”，有外地老师如是说。

　　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衡中靠的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就是把资本家的“泰勒工作制”引入中学教育，用绩效量化的现代公司手段管理校园。对学生实行寄宿封闭化管理。于是在这里，学生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一直到晚上9点50分入寝，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你看不到哪怕一分钟，是留给学生们自由支配的。”大搞题海战术，拼学生，拼老师，学生累得发昏，老师累得吐血。最终成功地把学生彻底变成一架高考机器。（见2013.10.16《报刊文摘》）

　　如果时间倒流，我们会看到110年前，也有一所名校。这就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创建的南开中学。据叶笃飞先生回忆，当时的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国的观念却很淡薄。于是，南开校方想方设法引导学生去认识中国，引导学生去实际接触国家。学校专门开有“社会调查”，老师带领学生在天津采访法院、监狱、救济院、报馆、工厂和农村，回来后人人都写调查报告；老师带学生还访问过山东曲阜孔庙，认识中国文化源流；还访问过泰山，拜访了隐居那里读书的抗日将军冯玉祥。早在1927年至1928年，老校长张伯苓为警醒国人，揭露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意图，在校内组织“东北研究会”，先后两次率领师生亲赴东三省，考察那里的自然资源、经济、人文、地理等方面情况，发表了许多调查报告，出版了一本研究专著，九一八事变前，就已唤醒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因此也引得日本侵略者极大恐惧和仇恨，1937年日寇占领天津后，竟以炮轰、飞机炸、纵火等残暴手段，将南开校园夷为废墟。（见2013.10.9《报刊文摘》）

　　其实，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富有家国情怀的中学并非南开一家。甚至不只是中学，从小学开始，就有了这种教育。在龙山小学堂，老师讲到鸦片战争，朝廷如何腐败无能，无数将士英勇抗敌，但终因枪炮军舰不及英国而惨遭杀害，掩面痛哭。年幼的金庸和同学们也跟着哭泣。金庸说：“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也因此，后来金庸笔下的民族大义，澎湃如潮。（柏杨语）“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当老师在课堂上告诉大家，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国土、屠杀中国人民时，全班小孩随着老师的嘶哑声音，哭成一团。当时老师用‘千钧一发’这个成语，形容中国的命运……我和小朋友们紧张得小身体都浑身淌汗，第一次为国家付出重重忧心”——柏杨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是说。后来，金庸赴台与柏杨先生见了面，也见到了蒋纬国将军。金对蒋说：你一定要反台独。蒋答道：我无时无刻不在反台独。因为蒋纬国也有这样受教育的经历：“记忆里，小学上史地课，授课的张老师每次一说到战争、割地、赔款就捶胸顿足，常常我们所有同学也跟着哭，跟着愤愤不平！”（见2016.7.15《报刊文摘》）

　　“高考工厂”，也是因应了当今的应试教育而生，是时代的产物，也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可是，在这样的学校里，人的成长、人格的养成又在哪里呢？没有健全的人格和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流的大家人物呢？故而，尽管国家的教育部部长已经换了好几茬，但“钱学森之问”仍然无解。我们看到的反倒是，教育资源更加失衡，应试教育愈演愈烈，且关口前移，连小学生都在每晚十一二点拼奥数英语，备战小升初，争上“名校”——我们还能看到教育的希望吗？

　　再反观当年的南开中学，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修身养性，从不刻意搞什么应试教育，反倒英才辈出。从开国总理周恩来，再到56位中外著名院士，哪一位不是历史天空上璀璨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