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为李琦兄旧作再版写几句话

　　李琦兄旧作再版，约我写几句话，我当即答应。

　　有一年国涌兄来厦门，我初见李琦，匆忙一面，未及细聊，但他早年在厦大的经历，我早有耳闻，内心极为钦佩。因为同在一校，时相过从，每见李兄，我脑海总浮现向子期《思旧赋》“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那句话。

　　李琦兄是厦大本科，这是他的最初学历，也是他的最后学历。他毕业后即留校，三十几年过去，可说是厦大资历最深的教授了。他对厦大的感情极深，非一般人可比，在他身上我真正感觉到了“南方之强”的精义，“宽柔以教，不报无道”。

　　如今长期在大学里混的人，哪个不是博士？但李兄依然是纯洁的“本科”，这说起来容易，但真正能特立独行，则需相当自信。按说以李兄多年在学校的资历，随便混个博士并不难，但李兄的选择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好在厦大的宽容能让他这样的教授保持住自己的独立和节操。我们可由本书中写林文庆、萨本栋校长的那些文章感受他对老厦大精神气质的怀想，所以我常常感叹李兄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在错乱时代里内心依然保持了传统精神的文人。

　　我与李兄偶而小酌，有两个细节可见他的气质。某年有个学长回厦大做了高官，李琦兄见他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回家”，平实言语中透出的是对母校和同学情谊的珍重，不高仰官员的爵位，也不放低同学的身段。另一个细节是我听来的。李琦兄在机场过安检，安检要他转身，李兄的答复是“你转过来”。李兄是法学出身，他的严谨和细密于此可见，对规则和公理的崇尚已然成为内心的自然流露。

　　李琦兄辩才无碍，文笔口才都来。他喜欢讲课远胜于做所谓的科研，在当今的高校里能有这样自觉选择的教员也不多见。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能从容相当难，但李兄很从容，他不要任何国家的课题，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所谓的学术地位，但李兄能坦然面对。这个时代，所谓的学术有那么重要吗？我认同李琦兄的判断，保持精神的独立，保持内心的自由，方可谓真正的学术精神，舍此则学术又有何益？

　　李兄虽是老厦大，但我感觉他甘居边缘。我是阴差阳错，误撞进厦大的外人，教书虽已近十年，但依然是边缘之外。李兄能理解我的处境，体谅我的困境，在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主动提出由我来写几句话，这不仅是友情，更是道义，我有吾道不孤之感。

　　多年之后，如果想了解真正的厦大，最需要看的可能不是所谓的学术著作，而是李琦这本充满感情的书，我深信不疑。

　　评点丁乙的书评

　　一般来说，书评有两种。一种是介绍性的，一种是学术性的。介绍性的书评多适用于报纸，学术性的书评多发表在期刊。丁乙这篇是学术性书评。

　　学术性书评对评论者要求比较高，他们要熟悉同类研究的学术史，在纵向上把握所评对象的学术史位置；同时还要对同类研究的当下现状有清晰的判断，也就是在横向上了解同类研究的基本状况。丁乙这篇书评，大体做到了这两点，是一篇很难得的学术书评。

　　丁乙评论的对象是一本民国大学史，由丁乙的叙述可以看出他对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情况非常熟悉。已有的代表性学术著作随时可以拿来作为判断和比较的坐标，能将评论对象置于学术史背景下解剖，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对于目前民国大学史研究的现状，丁乙相当熟悉，所以在判断评论对象的学术成就时很有分寸感，长处和短处把握得比较得当。

　　理想的书评，不但要对评论对象有恰当的批评和分析，同时更要对评论对象选择的历史现象有深入的理解。在这方面，丁乙似乎注意不够。他的评论对象是民国时期一所地方高校，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历史意义，此类地方高校的研究很难脱出专门史和地方史的范围而上升到全局性的高度，这是历史研究中必须自觉意识到的问题。不是所有民国的高校都值得成为历史研究对象，只有那些有高度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民国高校，才有可能成为好的历史解读入口。在目前已有的关于民国大学的研究中，只有西南联大具备了成为有意思的历史研究入口，其它如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以及本评论涉及的东北大学，都难以成为有全局性关注热情的历史对象，所以完全脱出地方史范围的可能性也就不大。

　　专门的历史研究对象而能成为公共话题，一定是历史现象和当下现实的巧妙对接。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人，应当自觉意识到历史和现实关系的巧妙对接点在何处，只有把握了这个关系，才能在研究中选择到好的历史现象，才能让历史研究对象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公共话题。

　　丁乙的书评可能太注意对这本历史著作已有成绩的观察，如果能由此引申出更多丰富的话题，就是一篇理想的书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