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陈宝琛的风骨

◆游宇明

前坐者为陈宝琛

闲暇时，很喜欢读老一辈学人留下的文字。史书大抵是概而言之，而老一辈学人的文字却往往蕴藏着栩栩如生的历史细节。陈岱孙先生的《往事偶记》（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里，有一篇文章是专门记述他的伯祖父陈宝琛的，读了让人如临其境。

光绪四年（1878年），满洲贵族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奉命出使俄国，索还被俄国侵占的伊犁。没想到在沙俄的威胁愚弄下，崇厚未经朝廷授权，于第二年擅自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规定：清国收回伊犁城，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却划归俄属。割了地还不算，还要赔偿俄国所谓“守卫”伊犁的兵费及其他款项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此条约一出，国内舆论大哗，清政府将崇厚革职拿问，定为“斩监候”。然而，由于沙俄的外交抗议和武力恐吓，不久，清廷居然准备将崇厚免罪开释。听闻此事，陈宝琛与同为“清流”的张之洞先后上疏，请求诛崇厚、毁此约。开释旨下，陈宝琛依然上奏痛陈“在强邻要挟下，太阿旁落 ，朝令夕改”，“耻辱四夷，蒙讥万世”，要求对误国的崇厚处以“人臣不赦之极刑”，对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王公大臣“迟延贻误之咎”，“量以处分”。陈宝琛的上奏虽然没有取得成效，其胆量却令人敬佩。

皇权社会的荒唐事总是像春天的野草一茬一茬冒出来。光绪六年（1880年），慈禧派太监李三顺为妹妹家送东西，违例直出午门，值班守门的护军不肯放行。李三顺回见慈禧，撒谎说他被护军所打。慈禧当时有病在休息，立即派人请慈安太后来寝宫，商议怎样办理此案，并说，不杀护军，自己不愿再活下去。慈安下旨将此案交刑部会同办务府审办，并面谕刑部尚书潘祖荫，一定要杀掉护军。此案在当时备受朝野关注，尽管大家都觉得朝廷处理不当，但无人敢在太后盛怒时进谏。有清一代的名臣、时任工部尚书的翁同龢虽在日记中说：“貂瑾之弊，往往起于刑狱，大臣无风骨，事势渐严”，却也不敢站出来说话。陈宝琛在详细了解案情之后，上疏力争，说如果护军获罪，则“此后凡遇太监出入，但据口称奉有中旨，概即放行，再不敢详细盘查，以别其真伪，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并引述嘉庆年间太监将盗贼延入宫内、乾隆年间太监盗窃库银的旧事，指出“此辈阉寺，岂尽驯良”，千万不可开其骄横之渐。慈禧觉得陈宝琛说得很有道理，只好给护军减刑，并将李三顺交慎刑司打三十板，了结此案。旨下，翁同龢又在日记中这样写“前日庶子陈宝琛……有封事争此”，感到自己“大臣失职”，“既感且愧”。

陈宝琛的这几次上疏，都是直接针对皇家人的错误决定而做出的。有清一代，诛杀读书人与言事大臣是家常便饭，作为一个已在京城为官十余年的人，陈宝琛不可能不明白对朝政说是论非的风险。然而，为了维护皇朝起码的政治秩序与一个社会的道统，他放下了个人的得失之虑，选择了直言相谏。

皇权时代，做官被视为光宗耀祖的极致，陈宝琛自然也在乎职位，但他坚持一点：不搞拉拉扯扯。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陈宝琛被补授为山西巡抚。清代的巡抚是一个很有油水的岗位，一年得二三十万两白银的贿赂易如反掌。当时，庆亲王奕劻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在朝廷呼风唤雨。外放的大员除了奏谢简授外，都得去拜谒军机大臣。奕劻贪财是出了名的，有人事先提醒陈宝琛：拜见庆亲王，须备一份厚礼。陈宝琛不听，奕劻果然非常不高兴。在一次讨论为小皇帝配备老师的会议上，他极力“推举”陈宝琛担任，并建议改派陆钟琦任山西巡抚。于是，陈宝琛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不足一个月，就改任毓庆宫授读。陈宝琛一点也不在乎，他的“帝师”一做就是二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溥仪不顾他的劝阻，执意当日本人的傀儡，他才离开。

年少成名的人往往对某个时代有特殊的感情。陈宝琛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咸丰十年（1860年）考取秀才，时年12岁。同治四年（1864年）参加本省补行甲子乡试，成为举人。四年后赴京会试，中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只用了十五年。那个时代的陈宝琛不太可能认识到学衔、官位都是公共资源，一个人得到了，是社会的一种认可，而会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源于“皇恩浩荡”。既然觉得皇家人待自己不薄，他自然希望自己做个好官，心清身正，并阻止别人破坏社会的基脚。

陈宝琛出身于一个士大夫世家，先辈都是读书入仕，其曾祖父做过刑部尚书，祖父当过云南布政使、父亲担任过刑部主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者精神，无时不在激励他做一个有操守、有担当的官员。做闲职时敢于进谏，做地方实权派时不屑于以金钱保官，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这样的人，你要他保皇绝对没问题，让他做一个皇权旁边的木偶，面对荒唐的专制政治默不作声，则很难。

读史书，常常看到一种做法：对政治上激进的人物，某些人千方百计渲染其品质的高尚；对政治上保守的人物，往往有意无意贬低其操守。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王安石变法动机不错，如果原原本本地按照新法执行，北宋一定会变得比较强大。然而，参与变法的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问等等都是奸邪小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名列《宋史》奸臣册。这些人确实推行着新法，却在权力运作中以权谋私，使新法的声誉一落千丈。曾国藩始终站在清朝统治集团一边，因为他平定太平天国，腐朽的清王朝苟延残喘了数十年，政治上是保守的，但曾国藩的个人操守不错，他为官清廉、非常勤政、待人真诚。

陈宝琛其实也属于曾国藩式的人物。在政治上是一个典型的“老古董”，民国建立之后，他曾对人说：“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甚至到了清朝被推翻二十年后，还希望溥仪有机会复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操守上，却不乏可圈可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