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和他的摄影作品

　　看到眼下的休闲新潮，我也想学着玩玩摄影，增加点生活情趣，于是到图书馆去找有关书籍作些“理论准备”。管理员向我介绍《半农谈影》一书。这让我发现刘半农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不仅是文学家、语言学家，还是一位摄影家，曾经还玩出了一个中国摄影艺术理论奠基人的地位。

　　应该说，刘半农搞摄影确实是一种业余爱好。他是一位博才多艺的学者，在许多领域都造诣很深。他最初跃居文坛，是在上海为“鸳鸯蝴蝶派”的期刊写小说，曾一度影响不小。但真正让他名噪一时的，是在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北大任教之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在这个期间，他参与了《新青年》刊物的编辑，与钱玄同“演双簧”痛批复古守旧势力，首倡新式标点的“她”、“它”二字，成为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齐名的新文化运动“四大台柱子”之一。随后，他赴欧洲留学五年，主攻语音学，兼修文学。他扛镜箱自然与上述工作领域没有什么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既不是为了做艺术家，也不是为了开照相馆，而是消遣。他说：“所谓消遣，乃是吃饱了饭，或者说吃不饱了饭，寻些事做，把宝贵的光阴在不宝贵中消磨了。”可见，他在当时搞摄影与我们今天许多人玩摄影没有什么两样。

　　追溯起来，刘半农玩摄影起步很早，还在常州读中学时就买了一台相机。他认为，摄影可分为写真与写意两大类。如要把自己的摄影与照相馆的照相区别开来，就得在写意上下功夫。也就是说，“要把作者的意境，借着照相表露出来，意境是人人不同的，随时随地不同的，但要表露出来，必须有所寄籍，被寄籍的东西，原是死的，但到作者把意境寄籍上去之后，也就变做了活的。”这样拍摄出的作品也就与原本的印象大不相同了，包含着艺术家的一种创造。看过他所拍摄的《齐向光明中去》的人就清楚，人们撑着船只迎着阳光驶去，通过他的镜头，整个画面就有了很深的含义。所以，他说当别人拿他的摄影与照相馆的照相相比时，尽管人家的恭维是到了十二分，他却气到了十二分以上。

　　钱玄同曾对他说：“凡爱摄影者必是低能儿”，难登艺术的殿堂。他却在给《北平光社年鉴》写序时说：“我以为照相这东西，无论别人尊之为艺术也好，卑之为狗屁也好，我们既在玩着，总不该忘记了一个我，更不该忘记了我们是中国人。要是天天捧着柯达克的月报，或者是英国的年鉴，美国的年鉴，甚而至于小鬼头(小日本)的年鉴，以为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师，从而这样模，那样仿，模仿到了头发白，作品堆满了十大箱，这也就不差了罢!可是，据我看来，只是一场无结果而已。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与韵调，借着镜箱充分的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诚然，这个目的并不是容易达到的，但若诚心做去，总有做得到的一天。”他所拍摄的柳枝就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一支孤独随风飘舞的垂柳，经他拍摄下来，一经裁剪，再加上“春风不管人间恨，又送青青到柳梢”题款，就颇有自己的个性，让人仿佛看到了郑板桥笔下的中国水墨画。难怪当时的人都这样称赞说“半农的摄影作品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既然是玩摄影，就得有玩伴一起交流。他从欧洲回国后的第二年便加入了“北京光社”这个摄影组织。这里聚集了像陈万里、黄振玉、吴郁周、吴辑熙、钱景华、王琴希、老焱若等摄影爱好者。据徐瑞岳所著的《刘半农评传》介绍，每年光社在秋季举办的摄影展览都事先要在刘半农家的大厅内举行一次评点活动。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讨论作品。刘半农总是在厅内踱来踱去，眯着双眼审视着每一幅作品，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展览开馆的前几天，他便带着夫人、孩子一起到展厅去参加布展。每一幅作品如何布展，他都要亲自认真推敲。除亲自参与每年布展外，他还先后两年参加了年展的作品展出，并两次为《光社年鉴》写序。

　　在当时的摄影爱好者中，刘半农的过人之处是理论创造，曾写出了一本《半农谈影》的专著。他以诙谐的文字，批驳了否认贬低摄影艺术的观点，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理念出发，重点讲述了摄影艺术的技法与技巧。他以为，照相馆“把照相当作一件死东西，无论是谁的‘脸谱’到了他们手里，男的必定肥头胖耳，女的必定粉装玉琢。”而美术摄影则不同，要讲究“术”与“艺”二字。这本专著，对以后的中国摄影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观点至今没有过时，因此，堪称中国摄影艺术理论的奠基之作。

　　读《半农谈影》这本小册子，联想到当时刘半农扛镜箱、玩摄影这段经历，我悟出了一些道理：即使是玩这似乎最没意义的东西，不同的人也将玩出不同的品位和境界来。刘半农玩出了一个中国摄影艺术理论奠基人的地位，而有的人最终只能玩出一个消极颓废、无所作为的人生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