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龄修

向达先生和夫人jpg

　　向达是湖南溆浦人，土家族，著名史学家、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他父亲曾出任过广东梅县知事，但老爷子去世较早，家境衰落。向先生依靠有见识有毅力的母亲，苦心孤诣地培养、扶植，成为蜚声中外的学者。

　　一

　　我于1953年秋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才认识先生。我记得，1954年春节，我们第一次去老师家里拜年，那时候大部分老师年方壮盛，拉家带口，工资不高，只有系主任翦伯赞先生、中国古代史教授向达先生用奶油糖果招待川流不息的学生。翦先生把糖果摆在那里，招呼大家随意取用；向先生则每人分两颗，吃完自己拿，但大家也不好露出馋相，再去伸手。

　　向先生在1955年下学期我们进入三年级时，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料学》，每周三课时，一学期授完。与向先生的课同时，还有邵循正先生开的《中国近代史料学》。那时同学们已分定专门化，各人根据自己专门化的需要选择听课。《中国古代史料学》的主要内容，是史部目录学。六经皆史，故也旁及其他各部典籍，以及文书、考古、调查材料等等。比如先生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布告和其他各号布告原件，都是极其重要的文物和史料，需要妥善保存。史料学知识丰富而系统。先生于讲课似非甚擅长，声音很低，有时听不清楚。不过我们已是三年级生，自己也会找一些书参考、补充。

　　二

　　向先生为人既严肃又随和，课间休息也愿与同学闲谈。但他多少总有些知识分子的高傲性格。从总体上看，他们那一辈人在国学和外语上都较我们高出很多。因此，在向先生心目中，这些年招的学生，知识素质都比较差。

　　我们有一位同学自觉古汉语水平低，需要提高，就请教向先生，应该读什么书。向先生不假思索，随口答道：“先看《三国演义》，看懂了，再看别的。”他又不说明“别的”是什么，显然认为大家都处在看不懂《三国演义》的水平，还不须指点进一步阅读的书目。我的同学碰了一鼻子灰，自尊心受到挫伤，深感失望和不快。他认为向先生过于贬低同学们的古汉语水平。

　　现在看来，向先生的话说得确实有点儿过头。根据我的了解，我们全班用古汉语写作都不够格，至于阅读《三国演义》，虽不敢说没有一个人读不懂，对绝大多数人则无疑不是问题。有些人感觉水平较低，不是看不懂《三国演义》，而是因为了解、分析、利用史籍史文有隔阂，要做到这一点，显然比读懂《三国演义》有更多更高的要求。刚进三年级的学生无此能力，是可以理解的。向先生偶然说话过头，不必不快，当作老师的激励可矣。向先生对我班并不熟悉，过去两年他从来没有给我班讲过课，还没有对我班进行过考试、测验，凭着一些不太准确的材料，对几年来的学生素质形成一个整体估计，把新招的学生都笼罩在内。除了主观，他并没有什么恶意。

　　向先生所谓“看懂了”实际也难说。向先生如果没有那一点主观，有分析地看待学生的素质，他就不会失去帮助一个同学提高古汉语水平的机会。但这是向先生的性格使然，谁也不能勉强。

　　三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之初，分设一、二两个所，原近代史研究所改为历史三所。向先生兼任二所副所长，另一副所长为侯外庐先生，后来又增加熊德基先生，所长为陈垣先生。向先生在任上颇著创业之功。于培养研究人才、购置图书资料等方面贡献尤多。因此，向先生的玉照悬挂在社科院的社科会堂和所里的大会议室墙壁上，还印制在院庆30周年纪念邮票上，这充分反映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所属历史研究所对向先生辛勤的创建工作和卓越的学术成就的肯定。1957年后，向先生被免去行政职务，才与历史研究所脱离。

　　向先生在副所长任上，工作也有失误。人不工作就不会有失误。有失误并不奇怪。1955年或稍后，碰上将折实工资改为货币工资制，科研员工定职称、级别，二所由向先生主持初审初定，方法是将职工折实工资（小米）改为货币，同时依据货币数定出职称、级别。结果将王毓铨先生定为四级副研究员、阴法鲁先生定为五级副研究员。两位先生都很生气。阴先生去邀约王先生说，向觉明把我们定得这么低，不行，得找他去。王先生一向清高自持，认为正确评价和使用职工是领导者的责任，虽然对给自己所定职级过低强烈不满，却认为不应也不屑由个人登门自陈。最后阴先生反映后，即改正为四级（职称不变）。王先生的职级却从此维持25年之久。王先生的折实工资，中间有过一些曲折。1950年他们全家从美国归来，因属爱国归侨，折实工资小米数额定得较高。后来他受人提醒，申请减半，得到批准。向先生没有考虑他的这种特殊情况。他在美国时担任古钱学会远东部主任，社会地位较高，用英语写成专著《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中文版书名“中国”改“我国”，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还有若干论文。向先生对此考虑不够。分析发生失误原因，不外两个，一是对王先生的能力和成就认识不足，工作粗疏失察；二是蓄意贬低。向先生从来不是居心不良的人，因此我倾向认为前一原因较符合实际。不能否认，向先生的高傲性格，瞧不起人，在其中也起了颇大的作用。

　　四

　　历史研究所年轻研究人员那向芹、虞明英编辑《敦煌资料》第1辑，于1961年9月出版。据说，此前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唐长孺先生，曾建议历史研究所设立敦煌学研究室或研究中心，没有得到响应、采纳，只搞起一个编辑资料的项目，其结果就是编成此书。

　　向先生是敦煌学权威。据那向芹女士回忆，书中使用了向先生、王重民先生在欧洲考察期间抄录和拍摄回来的资料，向先生和贺昌群先生具体指导过这次整理、编辑。出版时这些情况无疑都应有所交待、说明。历史研究所曾有信给向先生，可能是就署名、写说明等问题征求意见。我手头保存一封向先生写于1月26日的复信，年份不明。信中说：“廿四日函奉悉。关于‘敦煌资料’，我没有出过甚么力。请将我除去不论，是为至感。此致历史研究所。向达一月廿六。”历史研究所建议什么，就什么问题征求意见，不见原信，不能确知。向先生复函不同意提到他的名字，“请将我除去不论”。我分析，向先生虽做过指导，但不是始终参加的，没有深入全书内容。他对这本书的质量没有认可的把握。于是不署名，编得好时不沾其光，编得不好时不任其咎，体现了科学家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最后一次接触向先生，是1958年我们毕业离校前。那时学校掀起教育革命高潮，全校师生都卷进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我们班虽距各自分飞的时刻仅咫尺之遥，也概莫能外。批判的具体任务是怎么分配的，我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与梁太济参加了以杨讷为首的批判小组，还有谁参加我也记不得了。任务是写一篇批判法国著名中国学家伯希和的文章。系里对这项任务明显重视，总支书记找我们谈话，鼓励我们写好这篇文章，遇到疑难问题，就去问向先生。他把这个意思概括成一句简单、粗暴、形象的口号：“揪住向达不放！”

　　伯希和是什么人？我们其实所知很少。我记得我们只麻烦过向先生一次，请他做些介绍和辅导。一天晚上，按照预先约定时间去向先生家。他拿出几本小册子，借给我们用，口头介绍了一下伯希和其人。

　　向先生经先年劫难之余，显得很萎靡，声音更小。但指导是有准备的。我们好像没有对他异样看待，没有理会什么“揪住不放”，认真听他讲解。也许见到老师落难的样子，大家心情有些压抑，神态凝重，说话都低声。主要依靠杨讷的思辨性头脑的发挥，我们也尽力而为，文章写出来了。稿子没有请向先生看，也许怕他感到为难吧，就上交了。后来全文刊登在《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底出版。我们几个作者知道后，自己买到了此书，也很高兴。

　　1966年，向先生还在“牛棚”遭受磨难，雪上加霜，患严重的尿毒症，两足浮肿。他在难友商子上（鸿逵）劝导和陪伴下去看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坚持不久，即含冤去世。对先生的悼念只能埋藏在心底，几年后才陆续表达出来。我所见熊德基先生《悼向觉明师》七绝二首（1972年作）云：“昔年问学侍程门，座沐春风夜语深。每忆清明乙丙祸，寸心耿耿向谁论。”“当涂失计自招灾，兰蕙同摧太可哀。阮籍佯狂叔夜死，枭雄从古不怜才。”（《鉴堂诗草》，熊府自刊本，页50-51）对于向先生之死，作者感到痛深创巨，读后不能不兴起同感，掩卷三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