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文
记得学现代文学史时，林琴南是被作为反对白话文的第一个实例来讲的，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位典型的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然而，近年来，许多学者研究认为，这位著名的古文家其实并不反对提倡白话文，而且还是一位先行先试白话文的先驱。他遭到《新青年》同人的猛烈批判，却是因为不主张彻底废除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文言文，因而，最终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靶子。
1917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掀起，中国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这年的元旦，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八点主张”，紧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与之相呼应，正式亮出了文学革命的大旗。胡适当时号召以“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以及不避俗字俗语”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实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无疑应是一场触及到每一个文化人灵魂的深刻变革。然而，自亮出文学革命的大旗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响并不强烈，就是连被骂为“妖孽”“谬种”的“桐城派”人物也都似乎视而不见。这种寂无声息的现象，让《新青年》的同人们产生了一种空中挥拳毫无着落的感觉。刘半农就曾这样说：“自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
与众不同的，便是当时的著名古文家林琴南。他虽并非“桐城派”人物，但古文写得特别好，马其昶就曾称他与当时的“桐城派”代表作家吴汝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917年2月，林琴南在《民国日报》公开发表了《论古文不宜废》一文，提出白话文可以提倡，但文言文不宜废除的观点。他在文中是这样说：“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其虞古系之绝也……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不难看出，这些话不仅说得很平和，而且内容也并无大的不妥，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恐怕还可算是切中要害的诤语良言。但胡适当即“以为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陈独秀更是以为“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因此，在保守势力普遍装聋作哑、静观其变的当时，林琴南自然很快成为了文学革命运动的靶子。
1918年3月，《新青年》同人策划了一场批判大戏，由钱玄同、刘半农演“双簧”。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先在《新青年》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对文学革命进行大肆攻击的同时，故意极力吹捧林琴南。信中这样说：“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词，全是国人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分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可谓有句该香，无字不艳。”紧随其后，刘半农以记者身份在《新青年》发表了《复王敬轩书》一文，对林琴南进行彻里彻外的批判。在文中指斥说：“林先生所译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了，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却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并批评他原稿选择不清、内容谬误百出，“其知识实比‘不辩菽麦’高不了许多”，是位“不学无术，顽固胡闹”的守旧者。这显然并非一篇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包涵着浓浓的蓄意攻击的意味。
尽管当时林琴南并不明白其中的内幕，但心里自然不服。他原本就是白话文的先驱，是新文学的引领者，1897年就出版了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宣扬改革变通、移风易俗的思想，其通俗程度颇能与胡适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出版的《尝试集》媲美，其中《村先生》《兴女学》《破褴衫》等写得尤为深刻。郑振铎曾这样称道：“在康有为上书之前，他能有这样的见解，可要算是当时的一个先进维新党。”1900年，林琴南还在《杭州白话报》连载过白话文《白话道情》，1913年又在北京《平报》开设白话诗专栏，发表白话讽喻诗130多首，都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从小习过武的林琴南，性格刚烈，狂傲好辩，叔父曾预言：“儿虽善读，顾躁烈不能容人，吾知不能胜官也。”这种性格，加上资深的白话文学经历，也就决定了他对《新青年》同人的批判决不会就此罢休。于是，他于1919年2月写了《荆生》《妖梦》两篇影射小说进行回击，发表在上海《新申报》上。然而，他的此次回击，面对的却并非一般的对手，因此，也就注定了他成了人人可骂的“封建复古派”。
值得思考的是，《新青年》同人为什么会选择林琴南作为靶子？我想，除了他公开发表有《论古文不宜废》一文外，恐怕还与其对靶子的影响力考虑有关。当时抓靶子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反响，壮大声威，而林琴南恰是民初文坛领袖级的人物。自1917年翻译《法国茶花女遗事》以来，他名声大震，红极一时，其社会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一般人。就连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他也曾都是崇拜者。周作人就曾在《林琴南与罗振玉》中这样回忆说，他与鲁迅在当时凡有林琴南译著出版都要买来阅读，就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也不放过，“我们几乎都是读了林译小说才知道外国也有小说，引起一点对外国小说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郭沫若也曾这样说过：“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嗜好的一种读物。”钱锺书就更是称道，自己曾经手捧“林译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一遍一遍地阅览”。同时，还应看到，选择林琴南作为批判的靶子，与选择章太炎、刘师培、黄季刚等古文大家相比，《新青年》同人也许少了矛头直指曾经的恩师、同门弟子的尴尬，可以放心大胆地口诛笔伐。这恐怕也是其考虑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