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汝青

　　他是一个艺术天才，诗书画印俱佳，为清代碑学理论最有力实践者；他是一个悲情男人，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至死债务缠身；他是一个失意仕人，居幕十年，屡试不第，捐官收场。他叫赵之谦，生于道光，历经咸丰、同治，卒于光绪，在内忧外患、知音零落中度过颠沛流离的56个春秋。

赵之谦画像

赵之谦刻印“悲盦”

临摹赵之谦书法　欧亮（中书协会员）

　　居幕缪梓

　　“千里马”为伯乐所赏识重用，是人生最重要的知遇。

　　道光九年（1829）七月初九，赵之谦出生在浙江绍兴府开元寺东首大坊口赵家。4岁开蒙，10岁潜心宋学，17岁拜山阴名儒沈复粲为师学习金石之学。

　　14岁，赵之谦母亲去世，次年兄长讼事，家财骤败。赵之谦经常过着“寒月单衣，朝夕断炊”的生活。

　　道光二十八年（1848）“伯乐”缪梓改变了他的生活。这一年，赵之谦20岁，中秀才在绍兴府学习；缪梓41岁，绍兴为官。对于这个出身清寒、性格狂狷，与自己有同样身世的年轻人，缪梓高度赏识。他把赵之谦收为及门弟子，言传身教，苦心栽培。两年后，缪梓任绍兴知府，又把赵之谦带到身边，让他在幕府里边学习边工作。缪梓官位不高，但人品、学问、威望很受瞩目，缪幕虽是军营，学术气氛相当浓厚。赵之谦随缪梓四处游走，遍历石门、衢州、常山等地，缪梓给了赵之谦父亲般的温情。

　　居幕期间，赵之谦勤奋参与政务，同时遍观各地书画名迹和历代碑刻，结交金石好友切磋研讨，书画印艺大进。不幸的是，咸丰十年（1860）按察使缪梓死于守城之战，赵之谦结束了将近十年的“绍兴师爷”生涯。

　　赵之谦对缪梓异常尊重，“终身执弟子礼甚”。缪梓逝后因人弹劾被朝廷诏夺恤典，“时人莫敢讼言”。身为举人的赵之谦勇敢站出来，愤然上书《缪武烈公事状》诉至京城，据理力争为恩师大鸣不平，终为缪梓平反。这期间，赵之谦刻有一方“血性男子”印。我想，这方印他既送给恩师，又应是寄语自己。

　　悲庵敬玉

　　恩师缪梓“罩”了赵之谦10年，爱妻范敬伴随赵之谦15年。

　　道光二十七年（1847），19岁的赵之谦娶20岁的范敬为妻。范敬，字敬玉，生于书香世家，“七年，遍五经，喜为诗，书宗率更（欧阳询）。”（赵之谦《亡妇范敬玉事略》）。敬玉不嫌丈夫贫寒如洗，不图丈夫仕途辉煌，只求夫君艺术大进，她时常鼓励赵之谦“不在科名上图倖进，要在学术上开先路”。

　　婚后，敬玉一力担起家庭重担，与赵之谦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赵之谦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一家十口，外恃一男人支持供应，内仅一妇人看视衣食。”开始，赵之谦靠开馆授徒、卖字画勉强维持生计；三年后，离家随缪梓居幕游学；缪梓去世后，赵之谦辗转温州躲避战乱，远离妻女。离开妻女诸多不舍，他对朋友说，“今忽分散，不知其死生，忍之不顾，非有大罪而不敢出者，则以儿女私情，必得讨一下落，方为安心之境，并不恋东瓯一步也。”

　　咸丰十一年（1861）冬天，赵之谦暂居福州，一则寻找上京考试的机会，二则等待着困守杭州的妻女的消息。

　　半年后，苦守闽中的赵之谦盼到了妻子的消息——绍城战乱，屋室遭焚，敬玉携弱带幼，避走娘家，终因贫病交加辞世，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也接连夭折。东瓯一别，竟成天人相隔。看到敬玉写给自己的最后一封家信，赵之谦怆然泪下，“我妇死离乱，文字无一存。惟有半纸书，依我同风尘。”34岁的赵之谦悲痛中刻下一方名印“悲盦”，款曰：“家破人亡更号作此同治壬戌四月六日也撝叔记。”此后，赵之谦改号“悲盦”。“嗟余只影系人间，如何同生不同死？”回到温州，赵之谦手篆“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俯仰未能弭，寻念非但一”两印，并撰《亡妇范敬玉事略》，嘱门生钱式刻之。

　　投契稼孙

　　同治元年（1862）赵之谦失去了生命中的至亲，天见可怜，但也在这一年，他遇到了艺术人生中少有的挚友——魏锡曾。赵之谦一生所刻印不到四百方，两百多方印是在与魏锡曾交往的三年间、在魏锡曾的督促和“激将法”下完成的。

　　魏锡曾，字稼孙，浙江仁和人。这年春天，赵之谦避乱福建时，刚好魏锡曾在福建任盐吏。魏锡曾特别喜爱赵之谦的篆刻，听说他到了闽中连忙前去求见，以自己的诗作求赵之谦点勘，并向赵之谦求索一幅墨梅图，两位同乡在异地福州得以相识，结下深刻的友谊。

　　魏锡曾非常善于制作印谱，“好古善鉴，于印有癖嗜。”见到“偶像”赵之谦，硬缠着要给他制作一套印谱。赵之谦对于篆刻自视极高，同时认为刻印乃“末技”，不愿将自己篆刻成果视之于人，但终于拗不过魏锡曾的热情，答应集刻《二金蝶堂印谱》。赵之谦大量创作从这时开始，半年时间后完成大部分刻稿，次年北京应考又新增部分作品，而后与魏稼孙随刻随寄，同治三年（1864）完成全部印谱。

　　对于有生第一部印谱出炉，赵之谦心情十分复杂，既有对魏的感激，也有对刻印“末技”的不耻。印稿卷首赵之谦题“稼孙多事”，并题：“稼孙竭半载心力，为我集印稿、钞诗、搜散弃文字，比于掩骼埋胔，意则厚矣。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

　　寂寞身后

　　“稼孙多事”印衬了赵之谦当官的执念。然而，科举之路的惨淡每每让赵之谦呛出泪来。20岁考做秀才，31岁中举人，35岁会试不第，得了一个国史馆誊录的职位。接下来，37岁会试不第，40岁会试不第，43岁会试还是不第。屡屡不第并非赵之谦天资不聪慧，亦并非其不努力，而是他应试中爱用古字、奇字，抑或所谓“运气”不佳罢。

　　屡屡不第，寄居京城，衣食仰人，对于自负的赵之谦来说，辛酸难以言喻。居京期间，赵之谦与位高权重的潘祖荫交往甚密。潘此时为正三品京官，他对赵特别赏识。可赵之谦清楚地知道，潘祖荫并非自己知音，自己只不过是帮潘搜购善本古籍和金石古器而已。在与潘祖荫的交往中，赵之谦收敛锋芒，谦恭谨慎，虽然比潘祖荫大一岁，仍以晚辈自居。这对于孤傲的赵之谦来说，心中悲凉自知。

　　科举不成，赵之谦走纳捐之路。同治十一年（1872），44岁的赵之谦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在省志局当差6年才补缺任知县，再6年后，赵之谦因过度劳累而病逝江西南城。

　　在南下江西任职时，赵之谦专心致志地想做一个好官。为此，他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篆刻艺术。唯一捉刀是他逝世前两年（54岁）为潘祖荫所刻“赐兰堂”。可惜的是，此时诸多金石好友均已谢世。刀石仍在，并世再无知音。

　　赵之谦曾与友人说过：“要待知己，极少须一二百年。”今天，我们重读赵之谦，也许能感受他不一样的心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