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文

　　一个多世纪前，20岁出头的刘半农，在上海为“鸳鸯蝴蝶派”期刊写小说时，就已名声鹊起。后来，他应邀到北大任教，投身了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齐名的文学革命“四大台柱子”之一。但是，他只有中学学历，而其他几位不是从欧美就是从日本归来的“海归”。因此，在文学革命运动中，他常被人另眼相看。甚至有人说，他所写的文章登不了大雅之堂，是“有失士大夫身份的轻薄之作”。同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周作人曾这样回忆说：“刘半农因为没有学历，虽同是文学革命队伍里的人，却为胡博士他们所看不起。这个对他刺激很大，所以，他要发奋去挣他一个博士头衔回来，以出了心头上的这一股气。”

　　1919年底，29岁的刘半农可算如愿以偿，经北大申请，教育部正式批准，他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攻读语音学。

　　刘半农当时去留学，与一般的留学生不同，他属于北大直接委派的官费生，每月除教育部发给60元生活费外，北大还有120元津贴。应该说，他的留学经费是相当充裕的。

　　去之前，他曾做过咨询，应是在认真进行过经济保障评估的前提下做出的决策。因此，他是带着老婆、孩子同去的。

　　但到英国后，他所面临的情况却完全出乎他所料。当时正值欧战初停，英国爆发经济危机，物价大涨大跌，汇率更是变化无常。单因换汇成本的增加，他的留学经费就在无形中被蒸发掉了三分之一。始初时，他可以2至3元兑换到1个英镑，后来4元6元甚至升到8元才能兑换到1个英镑。这种以多换少的格局，让他手头的经费变得异常紧张。他只得调整自己的开支预算，节省节省再节省地过日子。在英国一年多时间，他一直坚持到乡下租最低廉的房子住。不管路途多远，坚持步行到学校听课。学校学杂费昂贵，书籍费也不菲，他便选择在学期结束时，以低于正常价40%至50%的价格，购买上届学生的旧书来用。为节省生活经费，他还创下3个月未理发的纪录，蓄起可结辫子的长发。

　　生活计划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打破。老婆成了家庭的主劳力，不仅要洗衣做饭、照顾小孩，还得干其他笨重的体力劳动。几个月后，家里又新添了一对双胞胎，虽让他很是高兴，但生活压力无疑是雪上加霜。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曾这样说：“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我身间有几个钞，便买只面包吃吃，没了便算。但除了闭眼忍受之外，也就没有法了。”足见其艰难的程度。

　　为了节省经费开支，他不得不多次改变求学国家和居住地点。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一年多后，他便申请转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实验语音学。在巴黎，生活开支比在伦敦减少了一半，这让他很是欣慰。当时德国的物价更低廉，且学习实验语音学的条件更好。因此，在法国学习一年半之后，他又申请改到德国柏林大学去学习。但由于德国限制入境时间，他在柏林大学仅学习了3个月，又回到了法国巴黎大学，直至毕业。

　　虽然生活这么艰苦，但并没有影响他的求知欲望。他从不满足于课堂上的学习，想方设法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图书馆成为他最爱去的地方。在英国学习期间，他每周除到学校听课外，大多数的时间都去了大不列颠博物馆看书做研究。不顾十来里路程的困难，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他总是早早起床，提前入馆，一落坐就定如雕塑，心无旁骛地阅读起来。中午在馆外廊檐下吃上两片随身带去的小面包，再喝上一两杯自来水就了事。他常这样自我激励说：“学人的生活，本应如此啊！”他总是坚持把学习与研究自觉地结合起来，常常刚从图书馆出来，便又进了语音实验室。几年下来，他不仅进行了大量的语音声调推断实验，而且完成了《四声实验录》《汉诗声调实验录》《语音学纲要》等一批学术著作。特别是在《四声实验录》中，他第一次给予了“四声”以科学的概念，破解了自齐梁年间周顒、沈约首创“四声说”1500多年来的种种疑云，在中国音韵学史上有着尤为重要的学术地位。

　　留学期间，他从不去打工赚钱，主要是不愿耽搁任何的学习时间。他曾对蔡元培表达过自己对勤工俭学的看法，“要在工作上注意到八小时之久，就把你所有的精力吸收干净了”。

　　由于刘半农总是能将分分秒秒都用在学习与研究上，勤学苦读，不仅学业完成好进度快，而且研究成果颇为令人钦佩。1925年3月，他的博士论文《国语运动略史》和《汉语字声实验录》顺利获得通过，正式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由此我想，一个人在学习上的成功，很多时候与经济生活保障并不成正比，关键是要有一颗求知欲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