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文

　　民国期间，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接二连三发生校长被驱的情况下接任校长，不仅很快稳稳地站住了脚跟，而且一干就是17个年头。他的秘笈是什么？他自己曾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人愿意倒霉（梅）的缘故吧！”这自然是玩笑话。其实，梅先生的秘笈就蕴藏在他治校的人格力量中。

　　与往任校长不同的是，梅贻琦曾在清华任教过多年，并担任过教务长，对师生希望什么样的校长非常清楚。1931年，从美国留学生监督处回国的他，被正式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发表“大学与大师”的就职演说之后，没有一般套路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首先拿着校长待遇开刀。清华第一住宅区的头号官邸甲所，历来都是校长家的寓所，不仅房租由学校补贴，而且官邸内的生活用品包括手纸都由公家提供，每月由公务人员按时送达。同时,校长配有小车，家人用车成为一项不成文的特权。他上任不久，尽管当时家里经济并不宽裕，却决定自已的住所按教授一样的标准缴纳房租，并取消提供生活用品的一惯做法；家人进城自行乘坐班车，一律不准动用他的小车。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即使生活拮据到妻子摆摊叫卖“定胜糕”，他也没有改变这一决定。

　　要把学校治理好，自然不能仅靠把自身利益看淡。梅贻琦的理念是“教授治校”。他说“校长的任务是为教授搬搬凳子、端端茶的”，而治校则是要靠大家。他把大事都交给教授会、评议会和教务会集体研究决定。作为“三会”主席的他,是有名的“寡言君子”，总是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从总体上把握方向，自己很少说话。当各方面的想法大体一致时，他会简单地就大家的意见作个归纳；当各方面的想法不尽相同时，他就会说自己已经深思熟虑的想法，引导大家走向一致。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之下，他的结论总能为多数的与会成员所接受，且尽快称心如意按着去做。正如当时清华的教授朱自清所说，他把清华发展成了一个民主组织，“在这个比较健全的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得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份儿。”

　　民国的校长难当，就难在师生管理上。梅贻琦通过“相见以诚”，遇到问题总是能迅速化解。在一次学生运动中，学生与军方发生冲突，抢了军警的枪支，扣了领头的团长。当晚军方到学校抓人，要求校方交出学生住宿的花名表，梅贻琦作为校长自然无法回避。他采取有意误拿花名表的办法，让被抓的人数大大减少。为避免事情进一步闹大，第二天，他紧急召开学生大会，真诚地对学生说：“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昨天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长官吊了起来，你们这样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所以，晚上的来势就太大。”“你们领头的人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却不能退避，只好拿了张上年的住宿名单给他们。”“你们如果还要逞强的话，我就很难了。”“假如你们能信赖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会场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大家对校长劝告表示尤为认可。

　　西南联大时期，教授中有一批有名的民主斗士，但梅贻琦从没因政见不同、思想激进开除过人。特别是闻一多，性情率真，不时拍案而起，口诛笔伐，对蒋介石也直呼其名，大骂其为独夫和民贼。有人向梅贻琦告状，梅贻琦却总是沉默以对。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闻一多几次在学校广场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有力抨击国民政府，宣传民主思想，在联大了产生不小的反响。梅贻琦不仅不加干涉，而且当上面怪罪下来，要求对闻一多进行处理时，他以为没有大的过错，而没有办理。他曾在日记中说：“一多实一理想的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从中不难看出两人之间的政见不同，也能体味到他对闻一多的一片真诚之心，担心其未来的不测。在当时包罗万象、思想多元的西南联大，他的这种为人处事方式，无疑起到了很好的凝聚人心的作用。

　　当时的清华，由于政见、思想和学术的流派众多，学生与老师也不时发生矛盾。梅贻琦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偏袒老师，也不放纵学生。1936年，一批受爱国抗日旗帜鼓舞起来的学生，为不同的抗日主张发生争执，最终迁怒于学校的教务长潘光旦教授。潘先生腿有残疾，平时要依靠一根拐杖走路。在争执中，学生们竟然夺走了他的那根拐杖，让其寸步难行，十分尴尬。梅贻琦得知后，立马挺身而出，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清华竟出现这样野蛮的行动，我万分的痛心。你们一定要发泄闷气的话，来打我校长好了。不然，如果你们还有理智和良知，应该听从学校的处理，我以校长的身份来处理这件事，自然有公平的办法。” 听了梅贻琦这一番话，同学们很快被感动了，高呼“拥护校长”，问题随之得以解决。

　　梅贻琦深知国人“只要平、不要赢”的心理。他对住房分配、教授聘任、学生招考等敏感问题，从自身做起，一律实行分开公平公正。当时西南联大办有一所高质量的附中，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儿子想进这所学校，却因考分不够落了榜。龙云认为自己对联大关照不少，儿子未能进附中心里很不舒服。他找到梅校长，梅贻琦抱歉地对他说：“主席，附中今年不能进了，明年再考吧，孩子的补习老师，我都为你请好了。”同时告诉龙云，自己的女儿梅祖芬也没考上，不能进。龙云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抗战胜利后，冯友兰的女儿、梁思成的儿子和梅贻琦的女儿一同报考复员后的清华，遗憾的是都落榜了。梅贻琦没有因为他们是文学院院长和建筑系主任的孩子，给予特殊关照，而与自己的女儿一样进了别的大学。特别是，梁思成的儿子梁再冰，本来一心只想子承父业，尽管林徽因申请几查分数，最后还是因两分之差只得进了北大西语系。梅贻琦这样始终一视同仁，让广大师生对他不得不信服。

　　由此可见，梅贻琦能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秘笈就蕴藏在自身的人格力量上，依靠的是清廉、民主、真诚和公平，把工作做得顺风顺水，令人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