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伟鸿家的《敬献文物光荣证》

　　□曾伟鸿

　　每当打开抽屉，翻开那张45年前的《敬献文物光荣证》，老父亲的话便再次在耳际回荡：“伟鸿，这个光荣证交给你，你们要代代相传，教育子孙后代永远不忘党恩……”

　　《敬献文物光荣证》上用小楷写着：“曾回根同志：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工农红军。长期珍藏革命文物大刀一把，并主动献给国家，特发给此证，并附文物照片一张，以作纪念。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中共宜章县委宣传部（公章），一九七六年八月。”

　　我父亲叫曾回根，1930年6月生，宜章县杨梅山镇富里坪村村民，2017年去世。这张光荣证的背后，是我们家与工农红军结下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红军长征过家门

　　1934年11月，工农红军长征进入宜章。国民党的民团在杨梅山镇富里坪村、香花村的山头修筑碉堡、战壕，想利用湘粤两省交界之地的复杂地形来阻击工农红军入湘。红军先头侦察部队在当地农会和游击队的配合下，不费吹灰之力打跑了阻击的国民党民团，为红军大部队顺利进入宜章东大门扫清了障碍。随后，中革军委纵队等几支队伍顺利进入杨梅山镇富里坪村，受到当地农会和游击队的热烈欢迎。红军部队在村里稍作休整和补充，准备进军白石渡，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防线。

　　当年，我们家乡是共产党活动的游击区。我爷爷曾宪湖那时32岁；奶奶余氏，是宜章早期农民革命武装领袖余经邦的族人。受余经邦的影响，1927年，爷爷就参加了当地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武装斗争。1928年1月宜章年关暴动后，爷爷与广大农民革命军一道参加了著名的湘南起义。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爷爷留在当地继续担任农会文书，也是党地下交通站的联络员。

　　得知红军长征要进入宜章，爷爷与农会干部们早早就做好迎接准备，忙里忙外，积极帮助红军写标语、筹粮款，守路口、看门户。同时，积极发动乡亲们为红军筹集大米、红薯、玉米和银元等。整整六天六夜，爷爷和农会干部们尽心守护红军部队从富里坪村经过。

　　首长赠送红军刀

　　第五天傍晚，爷爷带着年仅4岁多的我父亲，在家门口欢送红军队伍。这时来了一队人马，官兵中有骑马的、挑担的、带电话线的，大约有1000多人。

　　队伍中走出一位精神抖擞的红军首长和警卫员。他们走过来握着我爷爷的手，并不时摸摸我父亲的头。他们代表红军部队感谢我爷爷和农会干部们筹集的2000多斤粮食和300块银元。随后，红军首长取出一顶红军草帽、一个铜锣和一把大刀，送给我爷爷说：“我们走了，你们继续领导工农闹革命。红军会再回来的，劳苦大众一定会得解放！”随后，红军大部队离开富里坪村，向宜章县城方向进军，在白石渡顺利突破国民党的第三道封锁防线。

　　红军长征向西走后，国民党反扑清剿游击队和农会，到处搜捕散落的红军伤员。那时，爷爷也被国民党通缉，有家不能归。按照党组织的安排，长征中的300多名红军伤员分别安置在宜章县香花村茶园、老何山村扎营坳以及城南乡骑田岭等地隐蔽养伤。受组织指派，爷爷负责这三个地方的秘密联络工作，帮助红军伤员传递情报。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爷爷牢记红军首长的嘱托，他戴着红军草帽，背着大刀，敲着铜锣，冒死组织工农闹革命，并多次逃过国民党政府的追杀。1949年宜章解放前，爷爷与游击队、农会干部配合地下党组织，秘密将几百条枪运送到杨梅山矿、瑶岗仙矿的工人纠察队，组织纠察队保护矿山、机关、学校、医院等，为和平解放宜章打下了良好基础。

　　革命精神代代传

　　1950年，我父亲20岁，受爷爷的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宜章县剿匪队队员，参加了白石渡镇八角寨、太平里乡老虎山、骑田岭青竹山和广东乐昌黄圃镇、梅花镇等地的剿匪战斗。每次出征剿匪，父亲都将那把大刀背在身上。剿匪结束之后，父亲服从组织的安排回到家乡富里坪村。

　　1969年，67岁的爷爷去世前，交代我父亲要好好保护大刀、草帽和铜锣，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1976年，国家开展红军长征历史调查及文物征集工作。因年代久远，红军草帽风化破烂，铜锣遗失，父亲就将珍藏了42年的红军大刀献给了国家，因而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张《敬献文物光荣证》。

　　1980年1月初，杨梅山公社书记和武装部长带领几位军官来到我家。询问来意后得知，原来是时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少将，委托郴州地区军分区和宜章县武装部的同志，前来富里坪村寻找我爷爷和父亲。1月中旬，我家收到童国贵司令员的来信。这才知道，当年到我家赠送红军大刀的首长是红八军团23师师长孙超群和警卫员童国贵。童国贵司令员的信，在家乡引起了巨大反响。

　　“红军精神记心上，革命精神代代传。”父亲将《敬献文物光荣证》视为传家宝传给了我。我也将牢记爷爷和父亲的嘱托，继续发扬革命精神，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把这个红色光荣证一直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