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文
央视播放的《觉醒年代》，把人们带进了100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看到了北大当年“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生机勃发局面。难怪梁漱溟晚年回忆说，自蔡元培担任校长，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后，“北大由死水一潭迅速变成了开水一锅”。这让人不得不佩服蔡元培当年整顿北大的智慧，尤其是他力排众议，礼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用人艺术。
蔡元培改变北大陈腐的局面是从整顿入手的。北大的前身是清政府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后，却换汤未换药，实质上依然是一所旧式学堂，学风败坏，毫无生机。教员大都出身于举人、进士之类，满脑子的封建思想，把着烟斗、茶壶上课，一副老爷作派。学生主要来源于官宦之家，吃喝玩乐，不思进取，甚至沦为八大胡同妓院的主顾。他们有的带着听差来上学，上课时间到了，听差便跑到主子面前屈膝打千：“大人请上课。”课程一结束，便花天酒地去了。他们来这里，无非是为了混得一个资格而已。对于这样一所大学，学界许多人早已丧失信心。北京医专的校长汤尔和就曾这样对沈尹默说：“北大还能办吗？内部乱糟糟的，简直无从办起。”当听说蔡元培将去北大担任校长时，许多友人都劝他不必去，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而于自己的名声有碍。蔡元培经过再三思考，最后采纳了少数友人的意见，“既然知道他腐败，就更应进去整顿”。于是，他怀一颗整顿北大的决心，走马上任了北大校长，亲手拉开了整顿北大的序幕。
蔡元培自然清楚，要对北大进行整顿，单靠校长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推开的，必须有其他“领头羊”。正当他紧锣密鼓搭建学校班底的时候，汤尔和、沈尹默先后向他推荐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汤尔和对他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陈君现改名为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对于他俩推荐的陈独秀，蔡元培早已认识。他们曾经都在上海加入爱国协会，一起从事过秘密反清活动。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同在《警钟日报》工作的刘师培曾对他说，“有一种芜湖发行的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足见其独特之处。从以上信息蔡元培不难作出判断，陈独秀无疑应是一位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闯将，也是一个意志力和责任心极强的人。在他身上，既有一种能感召广大青年学生的魅力，又有一种不畏强权，敢与腐朽势力进行斗争的勇气。于是，蔡元培果断决定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当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开后，青年学生果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但那些遗老遗少们却颇有微词，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来任教尚嫌不够”。蔡元培心里明白：陈独秀并非不学无术之徒，曾经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通晓日、英、法、德等国文字，在学术上尤以音韵文字学见长。高一涵就曾说过：“陈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章太炎先生之下。”何况，今天北大要聘是的文科学长，是能打开北大整顿局面的“领头羊”，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教授。正如镰刀与斧头一样，功用各有不同，必须用其所长。砍大树就得用斧头，镰刀是无能为力的。于是，他不予理睬。但陈独秀却以要在上海办《新青年》为由，拒绝了蔡元培的邀请。面对这一情况，蔡元培当即表态，他可以将《新青年》搬到北大，大家一起来办。这让陈独秀很感动。当时陈独秀恰好正在北京办事。于是，蔡元培每天都到旅店去看他，一起商讨北大整顿的具体办法。有时遇上他还未起床，蔡元培便小心翼翼地在门外等候。陈独秀最终被蔡元培的执着和礼遇所打动。
陈独秀上任后，月薪300大洋，比辜鸿铭等名教授都高。他没有兼课，以一种拔山盖世的气魄，大刀阔斧地对文科进行整顿。他广揽贤才，因人施用，聘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为文科预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胡适为文科教授哲学门研究所主任。在学科设置上，除保留原有的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四门之外，新增了法语、德语、俄语三门，并单独设立中文、哲学、英文研究所，力倡学术研究氛围。在课程安排上，废除了所有课程一律必修的规定，开设选修课程，允许学生自由选择所学科目，并且可以超出本系范围，去选其他系的课程，推进研究兴趣与所学课程有机结合。在教学方式上，以“研究学理为目的”，注重外语教学，不用讲义，增购图书，广泛设立阅览室，引导学生进行自学，开展独立思考，培育思想自由的学术风气。在学生来源上，既有经过考试入学的正式生，也可有未经考试而获得批准的旁听生，还可有不需准许自由来校听课的“偷听生”，学校四门大开，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在整顿中，改革学生管理是一项难度最大任务。此前何燏时担任校长时，试图改变预科直升本部的做法，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结果学生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只好不了了之。但在陈独秀已经掀开的整顿大势面前，却变得迎刃而解。他连续发出数十份《文科学长白》，针对纪律松驰的问题，明确规定学生因病、因事不能到校的，必须有其证明，否则按旷课论处，一改过去想来即来、想去即去的风气。学生上课，不论本科生还是预科生、正式生还是旁听生都不得迟到。对于选修课程和第二外语，选择时必须慎重，一经选定，便不得任意更改或不来听课。旁听生报名之后，如中途退出，除追回旁听证外，并将剥夺其以后申请旁听的权利。学生的升级、留级、毕业都得以学习考试成绩为准，经学长审阅后，上报学校审查，最后才能决定其去向。正是以上文科教学与学生管理措施的出台，学校的面貌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蔡元培所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随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梁漱溟晚年有这样一个评价：陈独秀是当年蔡元培“萃集人才中的佼佼者”， “他确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的，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大力器重、维护和支持……将处于无用武之地”。可见，蔡元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恰是用其所长。我们从中不难窥见蔡元培在北大整顿中的用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