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往往要作出许多选择，有的选择只关乎个人前程，有的选择却关系到更广大的人群。

总是想起两个人来，一个是宋代的苏轼，一个是晚清的曾国藩。他们各自的业绩可以分别用两字概括：出言、出山。

不“出言”，苏轼很可能当上宰相。这个可爱的人才华横溢，诗文书画兼通，嘉祐二年（1057）参加殿试，中进士。主持殿试后回宫，仁宗对皇后说：我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可以做宰相的人，就是指的苏轼与其弟苏辙。苏轼不只是脑子好使，而且还肯放下身段干事，无论是做大理评事、凤翔府判官，还是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都颇有政绩，深孚民望。假若他只想光宗耀祖、获取个人利益，当小人利用王安石推行“新政”的机会作法自利时，他可以装聋作哑；当旧党卷土重来，尽废新法，他也可以不为新法的一些合理举措辩护。这样，一定能左右逢源、安享荣华富贵。

曾国藩呢，不“出山”，一生会过得简单而舒适。他27岁中同进士，最初的起点比苏轼低多了，做官的运气却比苏轼强得多，十年七迁，连升十级，不到38岁居然成了正二品的礼部侍郎，以后的升迁空间也可以想象。可别小看这个正二品，清代京官比地方官级别高，放到地方，就是总督，总督得兼兵部尚书衔才能晋级为从一品。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母亲病逝，他回双峰（旧属湘乡）老家丁忧，按惯例得守孝三年，可一年还没到，朝廷就命令其以在籍侍郎身份帮办团练。曾国藩是读书人，从来没参与过军队的事情，平时也没读过多少兵书，何况，当初咸丰帝是病笃乱投医，一口气就任命了43个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不过是其中之一，想拒绝很容易找理由。

然而，苏轼和曾国藩都是有澄清天下之志的人。面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苏轼不管不顾地“出言”了。从前程远大的京官被贬为杭州通判、密州知州，他忍了；后来由于“乌台诗案”，被流放黄州、惠州、儋州，担任完全不入流的小官，他也毫不在意。

曾国藩同样选择了在关键时刻“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以书生身份统军作战并非出于什么“人生设计”。当时太平军的势力席卷半个中国，其统治的地盘全是江南膏腴之地，曾国藩断然没有想到自己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可以将太平军打败，更没想到晚年会做上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武英殿大学士，步入晚清四大名臣的行列，他只是想着自己一个农家子弟，短时间做到那么大的官，“受恩深重”，国家有需要理应放下个人得失。在领军的那些年，他数临危境、几蹈死地、忍垢含辱，终于笑到了最后。

评价人，有个基本的维度是担当。所谓担当，并非是对利益的精确化算计，更不是最终抵达的所谓“成功”，而是临事之不惧、遭遇个人损害时之不惜、得到与付出相悖离时之不悔。当林觉民决定参加黄花岗起义时，他知道可能会牺牲，要不，他就不会写《与妻书》，但他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战场；当蔡元培走进京师那座充满封建气息的官僚子弟大学时，他一定考虑过自己的治校之举会遭遇强硬的抵抗，可他仍然选择了执着前行……没有担当，碰到事情怕这怕那，一个人就只能成就平庸的人生，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与你无缘。

苏轼的“出言”与曾国藩的“出山”，表面上千差万别，实际上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舍己。

文 | 游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