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克昌
毛泽东诗词用词精准、对仗工稳、意境高远。他的诗词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准,除自身具有诗人气质的天赋外,还缘于他对作品的勤于修改和精心打磨。
用心打磨:反复修饰润色
1958年3月,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白梅随毛泽东视察三峡,白梅写了一首七绝,毛泽东帮他作了几处修改后说:“诗要改, 不但要请人改, 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了一个时期,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些。这就是所谓‘推敲’的好处。”毛泽东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1957年1月,《诗刊》在北京创刊。创刊前夕,主编臧克家和徐迟等人致信毛泽东,希望能够在创刊号上发表他过去流传已久的诗词,并附上传抄的《沁园春·雪》等8首诗词,恳请主席审正。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对作品逐一审阅,并改正了几个错字。1月12日,毛泽东复信《诗刊》,除抄呈的8首外,他又加了10首寄过去。
毛泽东不仅在诗词创作过程中和创作完成之后做大量的修改工作,甚至在作品发表和出版多年之后,还乐此不疲地进行修改和润色。据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回忆,1963年3月起,毛泽东对自己所写过的诗词,反复校阅,对每首诗词的标题、正文及小注均作了多次修改,边改边由吴旭君记录下来,待修改稿最后敲定后,毛泽东再亲笔写在手稿上。1973年冬,毛泽东又叫吴旭君把全部诗词抄写一遍,他又逐一修正润色。
1963年12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收录诗词37首,其中10首没有发表过;文物出版社同时以集宋版书字体出版《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两个版本内容相同(以下简称“63年版”),这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出版的带有总结性的诗词集。在1963年版之前,文物出版社出版过《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把《诗刊》发表过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蝶恋花·答李淑一》汇编在一起,毛泽东没有重新全面校订;1963年版则是由他自己认真挑选篇目,仔细校订,给已发表过的作品注明了写作日期,并为一些词牌补上了题目,对部分诗词正文和附注作了订正,还为一些和词附上了原作。
从毛泽东诗词手迹中不难发现,他在诗词创作中反复推敲、不断修改的诸多例证。如《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上阕最后一句,手稿为“风卷红旗冻不翻”,正式发表时,毛泽东把“冻不翻”改成“过大关”,这一改,立刻显示出了红军神速越过要塞险关时势如破竹的雄伟气势,增强了作品的概括力和艺术感染力。
《念奴娇·昆仑》下阕的“一截还东国”,手迹为“一截留中国”。前面有“一截遗欧,一截赠美”,这里将“留中国”改为“还东国”,就概括了全世界。三字之改,更好地体现了毛泽东的博大胸怀,使作品的立意更高远,主题更鲜明。
《清平乐·六盘山》中“红旗漫卷西风”“何时缚住苍龙”两句,手稿中“红旗”作“旄头”、“缚住”作“缚取”。“旄头”在古代词语中,虽亦指代旗帜,但读者比较生疏,“红旗”则色彩鲜艳,意象生动,充满时代气息。“缚住”和“缚取”虽语意相同,却语境有异,“缚取”较为现成,动感不强,“缚住”则生动活泼,极富动感。
《七律·到韶山》颔联出句“红旗卷起农奴戟”初稿是“红旗飘起农奴戟”。虽一字之差,但其含意和形象却大不相同,“飘”是随风飘拂,而“卷”是狂飙突起,两者的力度和美感不可同日而语。
虛怀若谷:广纳学者贤言
毛泽东是世纪伟人,却为人低调,对自己诗词的修改润色,能与诗友平等交流,切磋诗艺。《沁园春·雪》中的“原驰蜡象”初稿上写的是“原驰腊象”。某次,毛泽东与臧克家谈诗,臧克家建议将“腊象”的“腊”字改为“蜡”字,更为贴切。臧克家认为,蜡烛的蜡代表白色,又可以和前面的“山舞银蛇”的“银”字相映衬,显得更加通俗易懂,且诗意更浓。毛泽东同意了臧克家的这一提议,此后《沁园春·雪》就变成人们现在所看到的版本。
1959年6月底7月初,毛泽东写了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后,于同年9月1日致信任《诗刊》主编的臧克家:“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尔后,毛泽东又收回成命,两诗均未在《诗刊》上发表,原因是他对作品还不够满意,要作进一步修改。9月7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收信后,经过一个昼夜的研读,他在9月9日写信给胡乔木,提出了修改意见。胡乔木将郭沫若的意见如实转呈给毛泽东后,毛泽东于9月13日写信给胡乔木,说郭沫若的建议给了自己极大启发,“两首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要求胡乔木再送郭沫若“请他再予审改”。
1962年5月,毛泽东的《词六首》在《人民文学》发表,他为这组词写了小序:“这六首词,于1929—1931年,于马背上哼成的……”臧克家看过之后,将前面的一个“于”字删去,并写信告诉毛泽东。毛泽东非常赞赏这一字之改,亲自复信臧克家:“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在“还有什么可改之处” 下面,毛泽东特意加上了着重号。
毛泽东十分重视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出版前夕,先印了一个征求意见本发给少数同志传阅,后又亲自开列一份有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及郭沫若、臧克家等著名诗人凡20余人的名单,委托田家英邀请他们召开座谈会,让他们对拟编入集子的作品提岀意见。与会同志对拟入编作品提出了修改意见。据臧克家回忆,他事先写了23条意见,这些意见曾与葛洛同志商讨过,《毛主席诗词》出版后,臧克家兴奋地即时拜读一过,发现其中13处采纳了自己的意见。
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虽经毛泽东亲自过目,逐一校订,但也难免白璧微瑕,如《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所署的写作日期是“1949年夏”,所附原诗是柳亚子1949年5月5日的一首七律,均有误。实际上,毛泽东赠柳亚子这首诗的手迹已经署明创作日期,诗末云:“奉和柳亚子先生3月28日之作,敬祈教正。毛泽东1949年4月29日。”这帧墨迹曾发表于1958年第7期《处女地》;查1959年版《柳亚子诗词选》之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首3月28夜作》,可知该诗是真正的原作。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鲁歌在1964年初看到刚发行的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时,发现了上述问题,他对照《处女地》杂志上的毛泽东墨迹,查看栁亚子诗集,用“殷薇”的化名把自己的想法致函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他们转呈毛主席,希望能在重印时订正。事后,他在新华书店见到《毛主席诗词》重印本,上述两处都作了改动和订正。
从善如流:听取读者意见
毛泽东不仅广纳名家大师贤言,对一般读者的合理意见也非常重视。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发现,毛泽东七律《长征》诗,第三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已经有一个“浪”字,而第五句“金沙浪拍云崖暖”又出现一个“浪”字,显得重复,与律诗规则相悖。1952年元旦,他呈书毛泽东主席,建议把后一个“浪”字改为“水”字。毛泽东觉得这个意见提得很好,于1月9日亲自给他复信:“1月1日来信收到,感谢您的好意。此复。”1958年,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岀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眉批道:“浪拍:改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1957年春天,正在复旦大学就读二年级的黄任轲,对报纸上发表的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词中,“把酒酎滔滔”句中的“酎”字感到费解,“酎”字是名词,指的是多次酿制的醇酒,心潮怎么会在醇酒的海洋里翻成波浪呢?他联想起宋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樽还酹江月”中的“酹”字是动词,将酒洒入江河,表示祭奠,由此断定“酎”字是“酹”字的笔误。他把自己的看法致信毛泽东,毛泽东见信后,委托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于5月23日复信黄任轲,告诉他所提意见是对的。随后的出版物,就将“酎”字改成了“酹”字。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离别32年的故乡韶山,写了七律《到韶山》,原稿中首联是:“别梦依稀哭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梅白看后,建议主席将其中的“哭”字改为“咒”字。这两字看来只变动了下半部分,可整篇诗意却较前深刻,气势亦更宏大。毛泽东连声称赞:“改得好,改得好!”定稿时改为“别梦依稀咒逝川”,毛泽东遂称梅白为“半字师”。
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词后附有“编者注”,注中提到毛泽东写这首词的由来:“这是一首和词。李淑一同志写了一首纪念她死去二十几年的爱人柳直荀同志调寄蝶恋花的词,寄给毛泽东同志,因有此作。”笔者当年看了这个注,突发奇想,写封信给李淑一索要她寄给毛主席那首《蝶恋花》词。
李淑一在1964年3月12日给笔者写了回信,信中说,此注最后数语,应该是主席校正时添写的,可能是主席记错了, 她悼念柳直荀烈士的词是调寄《菩萨蛮》,不是《蝶恋花》,这首词还是在1933年7月26日晨写的,小标题是“惊梦”。关于此注的错误,李淑一在信中提到,她将请主席在再版时予以校正。但因毛泽东年事已高,日理万机,已无暇顾及一条“编者注”的琐事了。
不久,《毛主席诗词》重印发行,“编者注”仍未作任何改动。笔者作为知情者,在1964年9月致函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修正此错误。该出版社在1966年5月再版《毛主席诗词》中,“编者注”的最后数语,改成了:“1957年1月,李淑一同志把她写的一首纪念柳直荀同志的词,寄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写了这首词答她。”这一改动,妙在省去了李淑一词的词牌名,不说前注有错,又确实纠了错;也省去了表述错误的“纪念她死去二十几年的爱人”一句,因李淑一的词是1933年写的,而不是写于1957年,其时,李淑一尚不知其丈夫的生死,不是为纪忘她死去的丈夫而写的,更不存在她丈夫“死去二十几年”了。这一改动,显然是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