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风，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78岁的母亲已退休20多年，自从父亲6年前去世后，她越发空闲。恰逢老家姑妈来电话，说田里缺人手，邀我们周末回去帮忙插秧。母亲便显出几分欢喜，仿佛得了什么美差似的。

“回去看看也好，你小时候不也常跟着下田么？”母亲说。

我爽快地答应了姑妈。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原因，关于插秧的记忆早已模糊，只依稀记得泥水溅在脸上的凉意和腰间说不出的酸痛。其实我知道，回去插秧只是一种载体，更多的是亲戚们趁这个机会聚一聚。

清晨就开车出发了，穿过隧道，爬上大山，景色便由灰白的水泥建筑，忽而转为翠绿的山峦。母亲望着窗外，眼睛亮亮的，手指轻轻敲打着膝盖，显出几分雀跃。她在乡下教书30余年，粉笔灰怕是吃了几箩筐，如今倒对泥土生出这般亲近来。

“从前插秧，一村子人都出动。”母亲忽然说，“你爷爷奶奶在时，最是讲究，秧苗要插得横竖成线，歪了便要拔起重来。”

我点头，努力想起爷爷的模样。他去世得早，只留下一张泛黄的照片，严肃地挂在我家客厅的墙上。

老家的村道早在多年前就硬化了。进入村庄后，窗外掠过一片片水田，新绿的秧苗一排排地浮在水面上，远看如一块块翡翠。偶有白鹭掠过，翅膀一振，便消失在远处的林子里。

约40分钟就抵达姑妈家，几条狗远远地吠个不停。姑妈听见声响急忙出门迎接，她比上次见面又瘦了些许，笑起来眼角堆起深深的纹。

“快进屋坐。”她边在围裙上擦拭双手边笑着说，“秧苗都准备好了，就等人手。”

姑妈家的木房子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只是土瓦片换成了褐色的塑钢瓦。房前屋后的桑树、核桃树和银杏树却愈发茂盛，核桃树枝头已结出青涩的小果子，乌黑的桑葚也密密麻麻地垂在叶下。早饭时，亲戚们陆续到来，屋里顿时热闹起来。表姐端出一碗碗农家菜，虽不精致，却香气扑鼻。大家围坐在一起，闲谈着谁家今年种了多少亩百合，谁家又添了几口丁。几条狗在桌下钻来钻去，不时啃着我们扔下的骨头。

吃罢早饭，我们便下田了。晨雾笼罩着田野，远处的山峦若隐若现，宛如一幅水墨画。田里的水冰凉，秧苗已分成小捆均匀地抛在水田的各个地方。刚一下去，我便打了个寒颤。母亲却显得轻车熟路，挽起裤腿，赤脚踩入泥中，动作竟比许多年轻人还利落。

“看好了。”她拿起一把秧苗，“两到三根一撮，入泥一寸多，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

我学着她的样子，弯腰挨着笔直的绳索插下一撮撮秧苗。起初不得要领，不是插得太松散，就是埋得太深。表姐见了大笑，说我这哪是插秧，分明是在“栽跟头”。母亲却不恼，一遍遍示范给我看。

太阳渐渐升高，雾气散去，田里的水泛着粼粼的光。腰开始酸痛，汗水顺着额头滑下，滴在水面上，激起微小的涟漪。抬头望去，整片水田里，大家弯腰劳作的身影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卷。

午间歇息时，大家坐在田埂上吃带来的干粮水果。母亲说起我小时候第一次下田，被蚂蟥吓得哇哇大哭的往事，引得众人哄笑。姑父则回忆说，八九十年代，插秧是全村的大事，谁家先完工，便去帮别家。那时没有插秧机，全凭一双手，却也不觉得苦。

“现在年轻人都不愿种地了。”姑父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都往沿海跑，我这几亩田，雇工都难找。”

母亲望着远处的青山，若有所思地说：“时代变了啊。”

下午继续劳作时，我渐渐找到了些窍门，动作也快了起来。泥水溅在腿上，竟觉出几分清凉。偶尔直起腰来，看见自己插下的一排排秧苗，在水面上投下整齐的影子，心中便涌上来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黄昏时，终于插完了最后一块田。夕阳将西边的天空染成橘红色，云彩如同被点燃了一般。站在田埂上望去，新插的秧苗在晚风中轻轻摇曳，仿佛一片嫩绿的海洋。

晚饭后，大家坐在院子里乘凉聊天。月亮已挂在空中，比城里看到的明亮许多。蝉鸣和蛙声交织在一起，奏响初夏的交响曲，在暮色中格外清脆。

母亲说：“以前啊，晚上常有露天电影看。放完电影，大家打着火把回家，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火龙在山间游动。”

我的记忆瞬间被唤醒。孩提时，我们跟在大人的身后走几公里的路程去村里看电影。天气好的夜晚，我们边走边抓萤火虫。遇上下雨，父母便把我们背在背上，一路聊着电影里的情节。这些画面，在母亲的讲述中闪烁着温暖的光。

畅谈过后，亲戚们陆续散去。返程的路上，母亲望着窗外飞逝的田野，轻声说：“秋天打谷咱们还来帮忙。”我点点头。忽然明白，有些联系是永远割不断的，就像秧苗扎根于泥土，就像我们无论走多远，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将我们拉回这片土地。

县城的霓虹渐渐映入眼帘，而我的思绪还停留在那片水田里。或许，生活的真谛就藏在这弯腰与直起之间，在汗水与欢笑的交织处。我们总在追寻远方，却忘了低头看看脚下的土地，那里埋藏着最朴实的智慧与最深沉的安宁。

文 | 朱常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