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杨庄

　　古人也爱植树，且爱得深沉，爱得郑重。《礼记》里那句“孟春之月，盛德在木”，说的便是春天里最大的德行，就是植树。周朝人想得更远，他们定下规矩：“不树者，无椁”——活着不种树的人，死后连棺椁都别想用。这惩罚是重的，重得让人看见了对生命的终极理解：一个人来到世上走一遭，总该留下些什么，几棵树，便是给后代、给大地最实在的交代。到了春秋，管仲更直接，谁能把树种好了，他赏谁金子。秦始皇统一天下，修驰道时“三丈而树”，那些整齐的青松不仅标明了道路，更是一个新生帝国的气象。隋炀帝开挖大运河，下令在两岸遍植柳树，种活一棵就赏一匹细绢，百姓争着去种，不几年，运河两岸便绿柳成行。

　　不同于帝王们的植树“偏爱”，古时圣贤爱植树，则是把圣贤的气息留在了每一圈年轮里。孔子当年在孔庙阶前植下桧树，当弟子们洒扫庭阶时，总要抬头看看老师亲手培土的那株幼苗，看它在晨光暮霭里抽枝发芽，渐渐高过了屋檐。

　　文人墨客们的植树则另有一种雅趣让人感动，因为文人手中的锄头，不亚于他们握着的笔管，一笔一锄，都在大地上留下诗行。陶渊明在宅边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别人看他穷得揭不开锅，他却坐在柳荫里读书写字，把清贫的日子过出了诗意。白居易被贬到忠州，自掏腰包买来花树种在城东的山坡上，“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他种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只是心里憋着股劲儿，纵然被命运推到天涯海角，也要在这陌生的土地上种出些颜色来。苏轼更是痴迷，少年时就在家乡的山坡上种了数万棵松树。后来被贬到黄州，他自称“东坡居士”，在荒地上种满黄桑，说“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他到杭州做官，疏浚西湖，用淤泥筑起长堤，“植芙蓉、杨柳其上”，从此西湖有了“苏堤春晓”。

　　流传于民间的植树故事，更带着人间烟火气。三国时的名医董奉给人看病，不收诊费，只让重病的人种五棵杏树，轻病的人种一棵。几年下来，他家门前的杏树竟成了十万余株的杏林。春天杏花开了，他便邀百姓来赏花；夏天杏子熟了，他卖了杏子买来谷米，接济穷人。从此，“杏林”成了医者的代称，那些杏树年年开花结果，把仁心仁术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诸葛亮病逝前写给后主的遗书上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一代名相，留给子孙的不过是八百棵桑树——可这比万贯家财都重，因为每一棵桑树都在说话，说着清廉，说着知足，说着什么才是真正值得传下去的。

　　阳春三月，当我们又迎来一个植树的日子，不妨想想这些古人植树往事，说小也小，不过是一锹土、一桶水；说大也大，里面装着一个民族对时间的理解，对后代的牵挂。生命就是这样，从泥土里来，向天空中去。而我们在春天种下的每一棵树，都是让生命延续，让绿色蔓延的深情的演绎与希冀，更是为了让后人也能在树荫里，听见我们未曾说出口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