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胡文效先生

口述：徐秉琨   文字整理：王橙橙、徐跃

胡文效先生（1919—1972），生于农历五月初五，号龙公，湖南湘潭人。早年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驻浙江稽核，新中国成立后到东北博物馆（1959年更名为辽宁省博物馆）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先生博学多才、谦和赤诚，将毕生才华与热忱，悉数奉献给文博事业，其功绩昭然，德行永存。作为与他的同事与挚友，我深感有责任提笔，追忆先生生平，缅怀其高尚风范。

胡文效先生（1919—1972）

1950年8月，我到东北博物馆参加工作，先生比我早两个月到馆。那时东北博物馆共有助理研究员四人，分别是胡文效、阎万章、曲瑞奇、孙守道。馆内研究人员都在陈列大楼东侧一间大房子内办公，唯独胡、阎二位先生在博物馆后院西北角一所房内办公，想来或是二人到馆时间稍晚之故。先生平日总是西装领带，风度翩翩，不同于别人。

当时，先生居于博物馆东院宿舍，夫人李之榕尚未调来，我常于晚间前往其居所闲谈，多论及古人诗词、历史典籍，相处甚洽。李商隐的《锦瑟》是我们常探讨的话题之一，先生见解独到，总能解读出不一样的意蕴。先生本就是诗人，闲谈间亦曾提及早年在南京做客时，曾于席间饮酒赋诗，一日成诗五十首，令主人深为叹服。

东北博物馆秘书张拙之（后任馆长）到馆后，因眼疾未愈，常请人代为读报，我与胡文效先生都曾为其效劳。胡先生常在晚上带着自己的线装历史类藏书，读给张拙之听。先生与张拙之年龄相若，又博学多才，交情甚笃。1953年1月，新中国文博事业初创期，为办好东北博物馆，张拙之曾率队考察，先生随行，期间在广州访问陈寅恪先生，在北京访问向达先生，受益良多。

随后，东北博物馆对馆内藏品开展系统整理与清理工作，胡文效先生尽心尽责，多有贡献。东北博物馆虽于1949年7月7日正式开馆，但文物保管工作未臻规范。藏品散置多处，账册仅用美浓纸复写。先生充分施展其在财务管理方面的专长，亲自拟定保管账册的总账与分类账格式，规范文物清理卡片及藏品征集、鉴定、入藏（入库）全流程，剔除十余种冗余表格，外拨不符合藏品标准的物品。待一切筹备妥当，文物清理才正式启动。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为保护文物安全，大批文物早年运至黑龙江北安妥善存放，于是，全馆大队人马远赴北安开展文物清理工作。清理分为三摊进行，分别由胡文效、于世杰、李文信三位先生主持。于世杰先生负责鉴定瓷器及溥仪盗出宫外的金银珠宝，1952年杨仁恺先生到馆后，被分配至这一摊工作；李文信先生负责鉴定考古和民俗丝绣文物，孙守道、水良箴参与其中；胡文效先生主持的一摊文物品类最为繁杂，涵盖书画、铜器、货币、玉器、雕刻、古地图等，我与阎万章、王增新以及后来加入的朱子方，均在这一摊同先生共事。

清理鉴定工作流程井然：三摊各设一桌，主持人坐在中间，其余人围坐桌旁。每呈递一件文物，主持人先说出文物品名，予以定名，再阐述鉴定意见，若无异议，即行通过、填表，接着进行下一件文物鉴定。如有不同意见，可以研讨，若最终仍无法达成一致，便在鉴定清理卡片上如实写出各方意见，即为鉴定完毕。

文物整理虽为集体鉴定，但也不需要每件文物都拿给大家鉴定或征求意见。如张克威先生捐献的一批宋、元书画，其中也包含《清明上河图》，这些文物经过几次陈列，其“真品”实在，大家都没有不同意见，仅在清理卡片上标注“真品”二字即可。此次清理后，馆内所有藏品被定为特级品、一级品、二级品或参考资料（那时全国尚未出台馆藏文物的定级说法，后来部分特级品被其他博物馆定为一级甲）。每张文物卡片的左上角都贴着一张由于世杰拍摄的一英寸文物照片，以便“验名正身”。

文物整理期间，胡文效先生也为这批馆藏文物编撰了分类分时代索引，体例严谨、条理清晰。时至今日，辽宁博物馆沿用的索引，仍是先生当年所编撰的版本。

后来，张拙之对此次清理工作的经验与成果进行总结，先后用笔名“佚名”“无名”“魏有明”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多篇文章。由于当时全国几家博物院馆尚未开展规范化的文物整理工作，东北博物馆的这项工作得到中央文化部的表扬，并向全国各博物院馆推广。

胡文效先生亦倾力主导辽宁省博物馆对齐白石先生作品的系统收藏。先生与齐白石老人素有渊源，他常向我提及。国民政府倒台后，先生一度失业，遂远赴北京，寄居于齐白石先生家中。先生祖父胡沁园于白石老人有知遇之恩，当年见青年齐白石聪慧好学，主动引荐并资助他跟湖南名士王闿运研习诗、印、书法诸艺。齐白石先生同样尊胡沁园为师，行正式拜师仪式。胡文效先生客居齐家时，曾刻一方“小住为佳”图章。白石老人心领神会，知先生非久居北京之意，便举荐他赴沈阳拜见时任东北文物处处长的王修，入东北博物馆工作。

齐白石（前中）、胡文效（左一）、齐子如（左二）、齐良末（右一）

1953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徐悲鸿先生逝世，此后，齐白石先生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消息发表后，张拙之敏锐地意识到齐白石先生的画作日后必将大行于世，遂立即指派胡文效先生搜寻齐白石先生作品。征集之路虽有世交情谊加持，却亦不乏辛劳。先生遍历寻访、索购，搜集到齐白石诸多佳作。先生自身亦藏有齐白石佳作，为丰富馆藏，不惜割爱，捐赠多幅作品给博物馆。如今，辽宁省博物馆藏齐白石绘画作品四百余件（组），居全国博物馆之首，便有胡文效先生曾经做出的贡献。

先生并未止步于征集，他还亲自为博物馆编辑出版《齐白石画集》，画集序言虽未署名，但我知道实为先生所作。先生为画集收录的诸多诗画情感真挚、意蕴深厚，令人印象深刻。譬如《石门二十四景图》，每幅画作的配诗都饱含浓郁的乡情；一幅牧童牵牛图，题诗曰：“祖母闻铃心始欢，也曾总角放牛还。儿孙依旧耕春雨，老对犁锄汗满颜。”诗中追忆童年往事，情真意切；还有为《小姑山》画作题诗：“往日青山识我无，廿年心与迹都殊。扁舟隔浪丹青手，双鬓无霜画小姑。”；另有一首纪事诗：“客里钦州旧梦痴，城南门外雨丝丝。此生再过应无分，纤手教侬剥荔枝。”

后来，先生撰写了《齐白石传略》，其中《苦学记》一章曾先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在此之前，虽有同类书籍出版，但大家普遍认为，先生此书内容更为丰富、详实，因书中诸多细节，均为先生亲自返湘潭老家走访乡邻、搜集史料所得，极具史料价值与可读性。

胡文效编撰《齐白石传略》手稿

1959年，东北博物馆正式更名为辽宁省博物馆，胡文效先生依旧躬耕不辍，为辽博的文物、书画展览撰写文章。辽博对外发布的文稿、信函，其草稿大多出自先生之手。不仅如此，先生在馆务上也竭诚献策，与张拙之一同拟定辽宁省博物馆《馆务会议条例》，明确馆务会议定期于每周一上午举行，馆内重大事务均需经馆务会议讨论决定，参会人员为研究室研究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全馆工作都依照馆务会议的决议推进。

先生对辽博图书室的建设同样功不可没，馆内图书室除保留了日伪时期、民国时期遗留的部分图书外，诸多珍贵典籍都是先生出差北京时为图书室购得。上世纪50年代初，先生还曾为我购置过一套旧书，世界书局出版的硬皮精装本《史记》《三国志》等前四史，共三册。至今思之，犹感念不忘。

1971年，先生身体欠佳，卧病在床，但仍挂念我的考古研究。我的考古报告《北燕冯素弗墓》，书名便是采纳了先生的建议。先生说：“既然几方印章已确凿证明墓主人为冯素弗，便无需再用第1号、第2号墓的称谓。”寥寥数语，尽显其治学的严谨与通透。

回望辽宁省博物馆的成长与发展，胡文效先生之功绩，不可或忘，于文物整理、藏品征集、学术研究、馆务建设之中倾其心力、践其初心。虽岁月流转，先生的付出与功绩，应被铭记。

口述者徐秉琨，曾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曾主持发掘法库叶茂台7号墓、北燕冯素弗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