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叶

　　湖南，这片浸透着革命热血的土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无数光辉印记。株洲作为湖南的重要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不仅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更是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实践舞台。毛泽东曾16次来到株洲，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革命探索。这些实践深刻影响了湘东地区的革命进程，更对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其建党思想的早期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成立于1924年9月的“中共湘潭县东一区八叠乡支部”（简称“八叠支部”）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作为湖南省乃至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八叠支部成为了毛泽东关于“支部建在连上”“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等党建思想的早期实践地。

　　扎根农村：早期农村建党的开拓性实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城市工人运动。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若不能有效动员农民力量，便难以取得成功。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开始积极探索将党组织向农村延伸的有效路径。

　　当时的八叠乡（今属株洲市芦淞区）地处湘江之滨，交通相对便利，同时又属于典型的农村社会结构，贫富分化严重，农民受地主剥削压迫深重，革命基础良好。1924年，受中共安源地执委派遣，共产党员易春庭回到家乡八叠乡开展农民运动并筹建党组织。

　　同年9月，八叠支部在汪家祠堂秘密成立。它是党的组织力量从城市向广大农村延伸的关键一步，标志着毛泽东等人探索在农民中建立坚强战斗堡垒的实践开端。

　　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八叠乡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25年，株洲地区第一个农民协会——八叠乡农民协会成立。支部领导农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组织“平粜阻禁”斗争，反抗地主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推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开展禁烟禁赌运动；兴办农民夜校。这些举措使八叠乡成为湘潭东一区的农民运动中心，也成为全省农民运动最早、最有影响的地区之一。

　　八叠支部的实践为毛泽东后来系统总结农民运动经验提供了鲜活的样本。通过这些实践，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要把农民充分动员起来，就必须在农村建立坚强的党组织。

　　深入群众：农民运动经验的鲜活样本

　　八叠支部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深刻体现了依靠群众、组织群众的路线。支部成员大多是本地农民或与农民有密切联系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熟悉农村情况，了解农民疾苦，能够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宣传革命道理，用农民看得见的方式组织革命斗争。

　　在斗争实践中，八叠乡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农民领袖。汪先宗、汪起凤等人从普通农民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6年2月，支部领导人汪先宗被土豪勾结军阀杀害，成为湖南农民运动牺牲第一人。汪先宗的牺牲反而极大地唤醒了民众觉悟，激起了更强烈的革命义愤。

　　1927年初，为了全面了解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2月4日，毛泽东来到八叠乡考察，在汪起凤家召开农运骨干会议。毛泽东详细了解了当地农民运动的发展过程、组织形式、斗争策略和取得的成果。他高度评价东一区的农民运动，指出汪先宗的牺牲传播了革命火种，并肯定了以汪起凤为首的妇女反封建斗争。

　　八叠乡的实地考察，使这一地区的实践经验直接进入了毛泽东的理论视野。在随后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强调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这份报告是毛泽东农村党建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而八叠支部的实践经验是其重要素材来源之一。

　　转向武装：革命斗争道路的接续探索

　　八叠支部的历史贡献还体现在对武装斗争道路的探索上。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工农运动。八叠支部党员汪起凤、易春庭等率领农民自卫军参加了在易家湾阻击叛军的战斗，标志着农民运动从和平斗争向武装斗争的转变。

　　1927年秋收起义前夕，毛泽东在途经株洲时，亲自部署株洲暴动，将其作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叠支部积极响应，组织农军参与行动。尽管暴动最终失败，但进一步锻炼了八叠支部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的能力。

　　1928年2月，湘东特委在八叠附近的残梅召开会议，决定向井冈山输送革命力量，支持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根据地。

　　八叠支部培养的革命骨干继续投身革命洪流，支部前后两任书记汪先宗、汪起凤先后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汪起凤在1930年红军攻占长沙后担任湘潭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同年被捕牺牲。

　　八叠支部的历史，是毛泽东思想在基层农村早期实践的生动缩影。它从组织建设、群众动员到武装斗争的全方位探索，以其成功实践为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八叠支部所蕴含的“扎根基层、心系群众、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内核，跨越时空，持续启示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