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盟始终将教育公平视作衡量民生福祉的重要标尺。推动县域义务教育实现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的跨越，既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摒弃片面的升学率导向，秉持民盟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发挥深耕教育领域的界别担当，借鉴先进经验做法，深挖问题根源症结，为破解城乡义务教育二元结构积极建言资政。

经过薄弱学校改造、标准化建设、芙蓉学校建设等系列工程，湖南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硬件底线基本拉平，但校际差距已升级为硬件品质、师资结构、生源条件、学校治理多维度系统性失衡，“城挤、乡弱、村空”导致的资源供需错位依然严峻，体现为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失衡。一是资源供给分层。城区名校在智慧化、科创化教学设施上拥有显著的边际优势，而乡村小规模学校因信息化迭代滞后，陷入了“空间物理均衡但功能品质悬殊”的困境。二是师资结构性失衡。“县管校聘”在基层落地过程中，受限于编制激励不足、岗位吸引力偏低与职业发展路径断层，骨干教师的虹吸效应叠加紧缺学科的缺口，导致城乡师资在“量”与“质”上出现双重落差。三是生源与育人逻辑失序。城镇化进程中的“掐尖”招生冲动与择校行为，加剧了乡村生源萎缩、留守儿童比例偏高的结构性矛盾，弱化了办学环境的整体承载力。四是学校治理失范。城乡办学软实力分化突出，城区名校治理体系、校本教研与家校协同体系均较为完善，部分乡村学校则存在管理粗放、教研虚化等问题。

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县域义务教育“校际差距”积弊深重的固化本质，是多重治理机制相互掣肘的结果。一是财政投入存在“路径依赖”。现行生均公用经费拨付模型未能充分考虑乡村学校小规模、高运行成本的特殊性，造成了专项保障与提质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二是评价导向存在“唯分数”倾向。终结性指标主导的绩效考核模式，抑制了学校间的特色化培育与差异化发展，使得教育评价陷入了“同质化应试”的负向循环。三是招生领域存在“剧场效应”。在就近入学、公民同招政策下，变相择校、隐性筛选仍有发生，优质生源持续向头部校集中，薄弱学校社会认可度走低，发展陷入被动。四是协同机制存在“治理空隙”。在推动城乡学校教研共同体建设、资源柔性共享等环节，缺乏强有力的激励性政策杠杆，导致教育资源“物理通”却难以“化学合”。

为破解这一难题，我们自筹经费，主动承接了民盟湖南省委会2026年参政议政立项课题《县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中“校际差距”的堵点破解研究》。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我们建议，以正确政绩观对资源、师资、生源、评价四大维度进行统筹，推进协同改革，构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长效治理体系。

一是实施资源精准供给，建立差异化经费补偿机制。改变“一刀切”平均拨款模式，构建“统一基础保障+动态浮动倾斜”经费制度，依据学校区位、规模、生源、提质难度设置浮动系数，重点向乡村小规模校、寄宿制学校、城区薄弱校倾斜。持续深化芙蓉学校内涵提质，保障乡村小班化、乡土特色课程、信息化升级资金；设立新优质学校培育专项基金，补齐薄弱校办学短板，推动教育资源从普惠兜底转向优质均衡供给。

二是深化师资全域流通，搭建县域教研共生共同体。持续做实“县管校聘”改革，推动教师由刚性轮岗转向柔性共享。建立音体美、信息技术等紧缺学科县域师资周转池，推行巡回走教、同步课堂，补齐乡村专业师资缺口。将薄弱校轮岗经历与职称晋升、骨干评选硬性挂钩，明确下沉教师教研带徒、课题攻坚硬性任务，实行城乡学校捆绑考核，实现从单向“输血”到内生“造血”转变。完善乡村教师周转房、交通补贴、分层培训等激励政策，提升基层岗位吸引力。

三是规范阳光招生秩序，营造公平有序生源生态。依托大数据核验户籍、房产、居住信息，严查空挂户籍、违规择校、机构变相选拔等行为，杜绝生源隐性掐尖。优化优质高中指标到校分配，持续加大农村、薄弱初中倾斜力度，以升学分配杠杆缓解择校热。全面落实均衡编班，严控快慢班，推行因材施教分层走班，破除生源标签化分层，构建机会均等的育人格局。

四是重塑发展性评价机制，引导学校特色多元提质。破除“唯分数”评价桎梏，建立“看起点、比进步、重增值、全面育人为核心”的综合评价体系，降低升学率考核权重，重点考核办学增值、学生综合素养、五育落实、乡村教育帮扶成效，充分激发薄弱学校办学积极性。坚持标准化兜底、特色化提质并行，统一规范办学、德育、教研基础标准；鼓励城乡学校深挖湖湘本土资源，打造特色课程与校园文化，走错位发展、各美其美之路，实现全域学校同步优质发展。

文 | 肖丽 刘思静（作者肖丽系民盟盟员、常德市鼎城区第一中学红云学校教师；刘思静系民盟常德市鼎城区基层委员会主委、常德市鼎城区司法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