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父母健在时，每年春节，我都要带着妻子和孩子回老家陪父母过年。

一个晴天，一家人去爬山，我不小心被荆棘挂破了衣裳。

下山回到家，母亲说，给你补一补吧。我说，算了，再买新的。母亲说，多好的一件衣服呀，太可惜了，补好了就在家里穿吧。说完，取来了针线包，摸索着要给我补衣服。

母亲已近80岁高龄，眼睛很不好。她戴上老花镜，拿着针线，手颤抖着，总是穿不好针。我像儿时一样，帮她穿好针线，她便不停地缝补起来。这情景，让我想起儿时，母亲为我们缝补衣裳的时光……

我们那一代人，可以说都是穿着补丁衣服长大的。我家有兄弟姐妹五个，算是姐弟成群，当时温饱都成问题，很难穿上新衣裳。又因为我们正处于长身体的年龄，一件衣服穿一两年便小了，就不能再穿了。于是，父母定下规矩，姐姐不能穿的衣服，留给妹妹穿。同样，哥哥穿不得的衣服，让给弟弟穿。就这样，一个传一个，轮流穿着。那时农村的孩子经常劳动，放牛、砍柴、扯猪草等，衣服容易磨损破烂。母亲就用她的一双手，为我们缝补衣裳。白天忙着出工、劳作，是没有时间的。常常要到夜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我们一针一线地缝补着。

有时候母亲也为我们做新衣裳，每年过年前，每人就那么一套或者一件。姨妈在城里的缝纫社上班，每次做新衣服时，母亲便叫我们周末到姨妈那里去，自己选择料子、颜色和式样，请师傅丈量好，等一个星期后去取衣服。那时做衣服都要做大一号，以备第二年还能穿。因此，我们的每一件新衣服都是比较宽大的，要等一两年后人长高大一点才合身。

也许是看电影和样板戏太多的缘故，我那时最喜欢的衣服颜色是军绿色，即军装的颜色。我最羡慕的是杨子荣、郭建光、洪常青式的英雄，他们穿的都是军装，英姿勃勃，气宇轩昂。我穿上绿军装，戴着仿军帽，俨然就是一个小解放军。没有领章帽徽，就用红纸剪裁，用浆糊粘在帽子和衣领上，嘴里唱着“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那感觉，是无比的惬意和自豪，仿佛自己就是那杨子荣、郭建光，极大地满足了儿时的那一份虚荣。

有一次，“军装”不小心挂破了，母亲找不到相同颜色的黄布，就随便找了一块蓝布给补上，这下我不干了，哭着闹着就是不肯穿，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这时哥哥说，你没有看《沙家浜》吗？郭建光可是穿补丁衣服上台的。姐姐说，你没学过《南京路上好八连》吗？里面不是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吗？听后，我止住了哭泣，穿上补丁衣，跑出去找同伴玩去了……

不知不觉中，我们长大了。在上大学前，母亲还在为我缝补着内衣，并叮嘱我：以后出门在外不能为你补衣裳了，要爱惜衣服，勤洗勤换……我突然想到了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眼睛一下子湿润起来……

我在湘西工作时，曾经认识一个叫“花老虎”的苗族学者，问及他名字的来历，他给我唱起一首歌谣：“光棍苦，光棍苦，衣服破了无人补。东一补，西一补，补得像个花老虎。”说的就是以前穿补丁衣服的情景。

母亲曾说，衣服不在于新旧，不在于缝补，但一定要干净整洁，穿起来才精神。母亲的话语犹在耳畔，我却怅然若失，原来她已经故去好些年了。

文 | 范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