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昕 黄海迪
峪道河的水声，从吕梁山深处潺潺而来。1931年3月26日，共产党人萧明和失意将军冯玉祥在峪道河边促膝长谈。他们谈的不是风月，不是闲情，而是山河破碎之际，一个民族如何自救的话题。那次谈话，吹响了抗日救亡的集结号。一年后的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大旗猎猎升起。
从反蒋失败到主动联共
1929年至1930年，冯玉祥连续经历了3次反蒋战争的惨败。第一次蒋冯战争，蒋介石以分化收买之策瓦解西北军，冯玉祥败退潼关，通电下野。第二次蒋冯战争，盟友阎锡山被蒋介石收买，西北军再遭重创。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李宗仁在北平另立国民政府，却因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介石，功败垂成。
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西行北上无路，只有入晋一途。1930年12月，他率残部及卫队手枪营不足千人，由郑州辗转退到太原西部的天龙山。一个多月后，移居汾阳县峪道河村。曾经拥兵40万的大军统帅，如今成了寄人篱下的“普通平民”。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那时像一条被打断脊梁的狼，蜷在角落里舔伤口。”
巨大的身份落差让冯玉祥反复反思：为何屡战屡败？结论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主张。他开始渴望重新出山，而唯一的出路，是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于是，他派亲信赵彦卿常驻北平，负责情报联络。赵彦卿住在西城区官房胡同6号前院，后院恰好住着中共北平特支书记张祝唐，北京特科负责人吴成方也常来此处。双方逐步建立了联系。
吴成方分析认为：冯玉祥虽曾反共“清党”，但当下是下野失意军人，有爱国热忱和反蒋倾向，在西北军旧部中仍有影响，是可以争取的抗日统战对象。问题是派谁去做这个工作呢？北京特科想到了萧明。
早在1926年1月，冯玉祥在奉直军联合进攻下被迫下野，赴苏联考察，正是萧明负责接待。冯玉祥访苏期间，苏共安排他到中山大学演讲，与在校中共党员座谈，几个月里与萧明建立了深厚互信。1926年8月冯玉祥回国，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此时他提出希望共产党派人到部队帮助工作，中共北方区委即派萧明等人结束在中山大学的学习回国，于1926年底抵达宁夏冯玉祥的北路军总部。刘伯坚任总政治部部长，萧明任副部长兼中共党委书记，李大章任宣传科长。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团帮助下，冯玉祥率军进陕西、占河南，势如破竹。虽然后来冯玉祥受蒋介石蛊惑，在部队中“清党”，但那段合作的历史为日后重续联系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正是考虑到萧明与冯玉祥的这些往事，以及他出色的思想工作能力，北京特科决定派萧明前往峪道河。
密谈与“八字方针”的确立
1931年3月，萧明由赵彦卿、陈天秩陪同抵达峪道河。3月26日上午，萧明与冯玉祥在村外的树林中开始了第一次会谈。
萧明表明这次来不是算旧账，而是探讨未来合作。他展开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形势分析——从甲午战争到日本东方会议，从1930年日本经济危机到欧美自顾不暇的国际格局，层层剖析，结论清晰：日本大规模侵华，箭在弦上，引弓待发。
接着，萧明话锋一转，直指联合对象的问题：“孤军不能作战，联合才能战胜强敌。联合阎锡山？他是投机商人，无利不干。联合汪精卫？他是无耻政客，暗通日本人。联合李宗仁、白崇禧？也都不可靠。冯先生只有联合中国共产党，才是唯一的出路。我党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对朋友言而有信。”
最后，萧明给出了清晰的路径：“抗日、爱国、联共、反蒋”八字方针。
冯玉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日本帝国主义确实是我国当前的大敌，不坚决抵抗，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眼前。爱国，是我坚定不移的立场。与贵党联合，是我的志愿，我们的友谊就建立在这‘八字方针’上，为国为民，共同奋斗！”
第一次会谈奠定了合作基调。此后，冯玉祥一改数月苦闷，重新燃起斗志。1931年10月，得知共产党急需电台，他变卖北平房产，秘密送钱到上海。不料，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却要求冯玉祥公开打出红旗才能合作，冯玉祥难以接受。
与此同时，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上海中央特科遭重创。周恩来派陈赓北上，指导吴成方组建北方特科（华北政治保卫局），萧明调入任组织部长。陈赓特别传达周恩来指示：“只要把工作搞起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不要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这为统战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
1931年11月1日，萧明在赵彦卿、张祝唐陪同下，再次来到峪道河，一连住了5天。萧明传达了中共的新策略——只提抗日救国，不提反蒋口号。冯玉祥完全同意。
除政治主张外，萧明还向冯玉祥系统讲述了革命政党的组织方法。他的理论修养和口才，令冯玉祥大为折服。《冯玉祥日记》记载：“萧同志来，谈发展党务，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到农工群众中去做工作及如何做法……诚为有识之话”，“萧君同我商谈救民大事……所谈各事，颇有教训”。
冯玉祥后来对人感叹：“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过去不但对国际形势不了解，就是对国内形势也了解不够，更没有做过仔细分析。这怎么能够打倒蒋介石呢？”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的主义是极高明的……不论共党何时能成事，只问道理真不真。此为最光明、最远大之事业，不可不急起图之也。”
萧明的两次峪道河之行，让冯玉祥在政治上有了明确方向。他一方面在老部下中积极宣传抗日，一方面在汾阳饭店设联络站，与各实力派加强联系。
冯玉祥避居汾阳时，随同撤退的有开封军官学校、郑州宪兵学校的部分师生及手枪营、炮兵团残部，共1000多人。他将这些人合并，设立汾阳军官学校，提出“抗日反蒋，为民族培养革命军官”的宗旨。萧明会谈后，冯玉祥同意中共在校内开展活动，北方特科派赵作霖、王定南等党员入校工作。军校开设“红色图书馆”，提供《共产党宣言》《唯物辩证法》《共产主义ABC》《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书籍。3年多时间里，汾阳军校秘密发展党员100多名，还成立了以冯玉祥之子冯洪国为司令的游击队，后来在陕北南梁编入红二十六军。汾阳军校成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重要骨干来源。
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冯玉祥义愤填膺，力主抗日。他亲赴南京奔走呼号，要求收复失地，但因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而付诸东流。他愤而转赴泰山隐居，萧明的工作也跟随到泰山。
1932年10月，冯玉祥听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建议，移住张家口，开始直接筹划抗日武装。他向萧明提出派干部公开协助组建抗日同盟军的要求。北方特科人手不足，萧明靠多年积累，在平津和西北快速动员了一批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随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派张存实、武止戈、吴化之等前往张家口，后又派张慕陶负责政治工作。
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宣告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共产党员张慕陶、宣侠父等为军事委员会常委。同盟军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全国抗战精神为之一振。张作相领衔的东北军50多位将领通电响应，马相伯、章太炎发来贺电。300多名共产党员在同盟军中工作，将这支成份复杂的部队迅速凝聚到抗日救亡的目标上。
1933年6月至7月，同盟军连续作战，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察东四县。其中多伦之役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沦陷国土，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给骄横的日寇以沉重打击，威震中外。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地的救国团体和海外侨胞纷纷来电祝贺，捐献财物，热烈支持。
冯玉祥联共抗日、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打破了蒋介石“不抵抗”与“围剿”并行的局面，在全国树起了“民众抗日”“各党各派联合抗日”的旗帜，为1935年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提供了先例。尽管由于日伪蒋的联合进攻，这支爱国武装最终归于失败，但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它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鼓舞和推动不可估量。
萧明作为策动者与关键纽带，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