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效雄

　　1978年在汨罗江农场（现为岳阳市屈原区），上大学后的张家三兄妹与父母留影。前排为父亲张业精、母亲胡凤英。后排左起第一人为妹妹雄飞，第二人为作者，第三人为弟弟跃雄，右一为小妹雄文（1985年考取湖南财院）。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已是1977年的初冬。那时我刚过21岁，在洞庭湖畔一个大型国营农场作专职团委书记。

　　这个消息实在太令人激动了。做知青的前两年，因为当时的政策明确规定，这段时间内是不能招工招干入伍升学的。第三年，我离开了生产队，做办点的工作队员，做“以工代干”的农场干部。但我这干部的主要活儿，就是到生产队“办点”，大部分时间在田间地头干活，与农民别无二致。这段时期内，虽然有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机会，但被人家占去了名额。18岁那年准备去当兵了，外婆听说是去新疆，硬是拽着不让我走。在父母和外婆看来，我们兄妹几个上大学才不屈才。

　　农场的知青岁月漫长，啥时才能圆大学梦呵。

　　机会终于来了，掰着手指头数了五年哪。我弟弟跃雄在农场水泥厂做了两三年临时工，常年做夜班；妹妹雄飞高中毕业不久，在大堤边担芦苇混了半年。听说要高考了，他们索性辞了工。我们三人兴冲冲地赶到农场招生办，领了视如珍宝的《准考证》。细细算了算日子，离考试的时间只有不到两个星期了。

　　父母决心搞突击应考，把我们关在家里填鸭式复习。我是干部，按规定应回分场继续去“蹲点”。父母豁出去了，把我的自行车锁上，不让到10多公里外的“点”上去。此举可闯了祸，高考结束发榜之前，我回单位时，自然被作为“不安心农村”、“不守纪律”的典型抖了出来。不仅被农场领导在工作报告中点名批评，小组还专门开了个“帮助会”，让我作“深刻检查”。好在同事们心照不宣，走走过场也就完了。

　　株洲是全省高考试点地区，刚刚结束考试，传来不少讯息。优秀作文《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考场静悄悄》等手抄本也飞到了我们的案头。做教育工作的父母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弄了些莫名其妙的习题、模拟题。他们恨不得浓缩以往十年学习的全过程，逼着我们漫无边际地读书演算。他们还临时抱佛脚，请了农场里几个优秀的中学老师给我们答题解难。这段时间里，黑白颠倒，迷迷糊糊地猜题背题、模拟作文，大脑其实还是浆糊一团。好在母亲每日给我们做好吃的，晚上还有夜宵。那时候年轻，只要有好吃的，就有使不完的劲头，一点也不觉得累。只是母亲不准我们出房间半步，觉得闷气得很。

　　那一年洞庭湖畔特别冷。12月17日是个寒气逼人的日子，也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兄妹三人走进了考场，分别在不同的教室。我报考文科，弟弟报考理科，妹妹是应届生，也是理科。

　　风刮得呼呼地响，我们带着帽子围着围巾进了考场。考场设在我读高中的学校，那是我5年前熟悉不过的地方，当时却觉得陌生得很。场外有民警把守，场内监考员无声地缓缓踱着方步，一片肃静庄严的气氛。考场里静悄悄，湿冷湿冷的，北风从缺了几块玻璃的窗户吹进来，室内似乎比室外还要冷清得多。

　　先考语文。第一道题是汉语拼音表述毛泽东的一段语录“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把它们变成汉字。这是复习押题时怎么也不会想到的题目。好在我的汉语拼音学得好，这道题小菜一碟。十分全到手了，我心里便有了底气。作文题《心中有话向党说》，与《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异曲同工，因有心理准备，不感为难，几百字信手写来。政治考试，不是我强项，估计最多是及格的水准。轮到考历史地理，我的信心又足了。历史考了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地理考了京广线、湘黔线等等，都是以前复习过的。如此下来，两天四场考试，张弛有序，倒也顺利。

　　因为我们兄妹三人在不同的考室，考试卷子不一样，回家吃饭时无法对答案。这样也好，免得互相影响情绪。但看弟妹二人，只顾埋头吃饭，显得比较轻松。父母也不多问，只等发榜看结果了。

　　考试结束当天，我便回“点”上去了。那时我还在一个生产队做工作组的副组长，照样每日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不知不觉到了瑞雪纷飞的年关时节。很不幸的是，外婆突发心脏病去世，我们一家忙着办丧事，没有心情去理会高考的事儿。

　　就在我被点名批评后的第二周，我们兄妹三人都接到了参加体检的通知。按照当时的规定，平均分数过了40分的，就有参加体检的资格。这40分，相当于后来的最低分数线。个人的录取志愿是领取准考证时就填写好了的，体检后合格者，录取本科还是大专或是中专，只能听天由命了。不过那个年代，能够被中专学校录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从此以后不必担心被指责为“不安心农村”了！父母不知从哪儿得知了分数，我的成绩四科290分，平均每科72.5分，是很高的分数。后来的情况自然明了，我以第一志愿被重点大学湘潭大学录取，妹妹当年被湖南农学院录取。弟弟以几分之差当期落选，他继续复习，奋起直追，半年后以第一志愿高分，被全国重点大学湖南大学录取。

　　从此以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代号：“新三届”。

　　后来我从媒体上得知，1977年底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共计有670万名，也有说是570万名。这几百万人里，许多是夫妻同考、父子同考、兄弟姐妹同考。与我的家庭相似，兄妹三人同考，都被录取的不在少数。77级这一届录取的学生，全国共计27万人，其中包括少量的“走读生”。有一部分考生进入中专学校“戴帽”的大专班。如果按照570万人计算，录取人数272970人，录取比例为21:1，录取率为4.8%；如果按照670万人计算，录取比例是29：1。这样的录取比例数，在我国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就是后来所称的“千军万马同挤独木桥”，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我很幸运，赶上了好时代。多亏了父母的决心与信心，点燃了我们永不放弃奋斗与追求的希望之火。我感谢给我爱与恨、苦与乐的那个农场，我更感谢那些诚实可爱的农民兄弟。我按政策带每月36元工资度过了大学四年，是他们的血汗养育了我。我对我的父母，对遥远年代的那些不知名的农民兄弟们，始终充满着感恩之情。

　　（作者为77级考生，湖南日报社原副总经理、高级编辑、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