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雄文

　　四十年前，雪峰山下的老家麻溪村还叫麻溪大队时，能不限量盛上几碗纯白米干饭，是多数人家年节里才有的奢侈事。

　　爷爷家四口人，除了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日复一日给生产队放牛、摘茶叶、晒谷子或者做别的活换取工分外，尚未成家的叔叔和小姑每天也要赶早恋黑出工，算是队里的壮劳力。但分到家的粮食总不够吃，一日三餐都是黏糊糊的稀饭，像稻田里一脚踩去能吞没膝盖的烂泥。

　　叔叔或许饿极了，端上粗糙的青花瓷碗，就着几筷子腌菜或萝卜条，喝得稀里哗啦，像在门前垄里风风火火犁田，能震下屋子老旧板壁上的尘灰。

　　我家与爷爷家隔了好几垄田。幼年的我常去他家玩，也常看到叔叔吃饭时“饿牢”放出来的模样，却极少被留饭，似乎我不是亲孙子。

　　一次几里外的大队部晚上放电影，我听说后很是兴奋，一阵风跑到爷爷家，打算求小姑带我去。爷爷家在吃晚饭。见我进门，正在一口乌黑铁锅前盛饭的爷爷绽开褶皱挨挤的笑脸，热情招呼说，文娃来了，吃一碗吧？蓦地，他似乎感觉屋里气氛不对，瞥了一眼奶奶，穿着青布对襟衣衫的奶奶低头扒着桌上的半碗饭，默不作声，身后如细瘦麻杆的小姑又等着盛饭。于是，他的眼神骤然黯淡下去，客套话没再说第二遍，默默盛了自己那碗照得出花白胡须的稀饭，坐到一旁的春凳上自个儿吸溜起来。

　　其实，我已吃了两个煮红薯，也知道那口铁锅里的稀饭并不多，就没想过蹭一碗。多年后，那晚看电影的场景早无丝毫印象，爷爷无奈的神情却始终清晰如昨。

　　我家的境况稍好于爷爷家，不过也仅限于米饭稍干。这得益于母亲的巧思能干，常掺些红薯在锅里，米饭便不用煮得那么稀烂。红薯与米饭的口感自然不能比，我盛饭时常皱着眉头将褐黄的红薯扒拉一边，专捡米饭往碗里装，红薯上沾着的零星饭粒也小心刮下来。饶是如此，红薯也吃了不少，因家里还有三个弟妹，都和我一个心思，米饭便很难盛上第二回。

　　家中日子虽紧巴，母亲却有一副热心肠。平日村里有一时揭不开锅的长辈或平辈乡邻蹀躞上门，红了脸嗫嚅着求借一升半升米，她总爽然答应，麻利地到屋角掀开半空的米桶，令求告者溢满喜色，千恩万谢而去。

　　几年后，公社改称乡，麻溪大队改成了麻溪村。家里忽然分到了好几亩田，父母也不用给生产队出工了，后来才知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弟兄几个年岁还小，也都跟在父母身后，扯秧、担秧、插田、来田、杀（割）禾、拌禾。虽然辛苦，碗里却已没了粗糙难咽的红薯，而是纯净软和的干饭。母亲也不再限量，任我们敞开肚皮吃了。家里来了亲疏不一的客人，母亲总扯着对方的衣服真心留客，漾着春风般的笑脸，颇有些自豪地说：没什么好菜，饭还是有吃的。

　　只是能吃饱的时候，奶奶已在贫病里仙逝，爷爷则步履蹒跚，成天乐呵呵地跟着我家过。我想，奶奶若还在的话，她额头沟壑般的皱纹一定也会笑成盛开的菊花，天天留我饭了。

　　流年带走了亲人，却未能阻止日子云霞般变幻的脚步。转眼间，我已成年，远赴外地工作，结婚，生子。白米干饭再也不是我的心上事，倒是和周围的人一样有了孔老夫子的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大小街巷的超市与品种繁多的袋装大米前，我开始如当初选女朋友般挑剔起来。

　　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一两年，妻子开始不吃晚饭，顶多吃一个水果，说同事们都在减肥，自己也要减减，这个月争取减两斤；儿子则常对着一锅香气喷鼻的米饭皱出当年我爷爷一般的沧桑眉头，苦大仇深的样子，说不想吃。说着，溜到客厅的茶几边，吃起了堆叠的薯片、炸鸡块、牛肉片、火腿肠、卤豆干和海苔片等零食。剩下我独对热气与清香漫腾的餐桌，兀自发呆，叹气。

　　偶尔，一家人外出逛街，遇到卖烤红薯的摊点，儿子会惊喜地奔过去，一手一个跑回来，脸上满是绚烂的笑意，连声说好吃，好吃！望着他甘之如饴的自得神情，我一时感慨良多，蓦然想，国家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不止让社会如阳春般日新月异，生机勃然，也将我们一家调理成林黛玉的口味与肠胃，刁钻而古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