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田田

　　长期以来，读过《岳阳楼记》的读者，都会提出一个问题：范仲淹写此文时身在邓州，他是如何仅凭一幅画就写出了洞庭美景呢？实际上，范仲淹对八百里洞庭湖极其熟悉，《岳阳楼记》中浸润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感正是根植于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这得从范仲淹与湖南的一段渊源讲起。

　　范仲淹两岁丧父，之后母亲携他改嫁士人朱軏。继父朱軏曾在湖南安乡任官，于是带着妻子和继子一起到任地居住。《安乡县志》记载：“范仲淹，苏州人，幼孤，从其母归朱軏，令安乡，仲淹随之。”从北入湘，必然要经过岳州，势必要游历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在许多年以后，范仲淹仍在诗里追思着洞庭湖的美景：“迴思洞庭湖，无限胜长沙。”迴思者，回忆也。可见范仲淹确实曾经游览过洞庭湖。雄奇秀美的湖湘胜景陶冶了他的性情。在安乡度过的那段饱满充实的读书岁月，也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湖湘之风。

　　湖湘之风，源自屈贾。屈原和贾谊都在湖南度过了人生的重要时期。他们汲取着湖湘精神淳朴、务实的养分，又把忧国忧民的思想种子播种在了湖湘大地上。在屈原那里，范仲淹学到了为百姓而“哀”的忧国之心，学到了为给百姓找一条出路而上下求索的责任感；在贾谊那里，范仲淹学到了与民同忧同乐的情怀。

　　在湖南读书的这段青葱岁月，点亮了范仲淹一生的思想。据《范文正公年谱》记载：“其（范仲淹）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中流芳千古的忧乐名句，并非一时灵感的闪现，而是作者自少年时起的毕生志向，所受的正是湖湘精神中屈贾胸怀的影响。

　　听其言，观其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句话不仅写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更刻在他为官的一言一行里。

　　也许是受湖南人正直性格的影响，范仲淹从27岁为官开始，便以直言敢谏著称。尽管忠言逆耳、仕途险恶，他却从未因为担忧自己的处境而钳口不言。1025年，范仲淹上陈《奏上时务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及宋仁宗，“欲倾臣节，以报国恩”。在谏书里，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人不知战，国不虑危”“言路未广，忠臣末劝”“贪者益励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饿”，在盛世的表象下，潜藏着巨大的危机。1027年，他又再次作《上执政书》提交给执政大臣，指出现实存在的六大问题：“国听不聪”“奸雄或伺其时”“戎狄或乘其隙”“名器或假于人”“民力已竭”“邦本不固”，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1029年，宋仁宗打算在会庆殿聚集百官为刘太后贺寿。范仲淹上书直谏此事将败坏朝纲、切不可行，刘太后怒，将范仲淹的奏书拿给大臣们看，举荐过范仲淹的晏殊惊慌失措，害怕被他连累，便指责他“好奇邀名”。范仲淹于是写《上资政晏侍郎书》给晏殊，信中写道：“傥某无功而食，则为天之螟，为民之螣，使鬼神有知，则为身之殃，为子孙之患。”如果在其位不谋其政，则不异于国家的害虫，无功受禄，寝食难安。一次次的进谏，带来的是一次次的打击；一次次的打击，阻不住一句句的忠言。这样清白正直的良心，正是湖湘文化“直”性的表现。

　　说真话，办实事。湖湘文化的“崇实”精神在范仲淹的政治生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任地方官时，每到一处，都踏踏实实为百姓兴利去弊。他任泰州西溪盐仓官时，泰州由于受海潮影响而常发水灾，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没有保障。为此，范仲淹在上书得到朝廷的许可后，主持重修海堤。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他日夜驻守在堤坝上现场督工，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修出一条可以稳稳地拦住海水的长堤，后人感激范仲淹给泰州带来的福祉，特别把这条海堤取名为“范公堤”。在邓州当官时，当地旱情严重，范仲淹不顾已经58岁的老迈之躯，率众凿井浇田，终于保住了当年的丰产。这样的事迹，在范仲淹的一生中还有很多。“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忧国忧民在范仲淹身上绝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踏踏实实去做的行动。务实，是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

　　“四面河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范仲淹从湖湘文化中汲取了重要的精神养分，又把这种精神传给了一代代的湖南人。后来北宋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安国、胡宏父子不仅在学术上开宗立派，而且力主抗金，“寝苫枕戈，弗与（金人）共天下”；思想家王夫之组织军队抗清，终身不肯剃发；谭嗣同参与戊戌变法，宁愿“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身殉国；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这些都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一脉相承。忧国忧民、实干兴邦的思想融入了湖南人的血脉，成为湖湘文化中的精神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