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磊
1913年5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得羽太家寄来羊羹一匣，与同人分食太半。下午齿痛。往花枝胡同访子英。”
在兄弟反目之前，鲁迅和羽太信子（鲁迅之弟周作人的妻子）一家关系处得相当不错。根据许广平先生的回忆，当年，病中的鲁迅曾经如此介绍自己的家事：“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该可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名信子)，连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还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回家。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
鲁迅生活的时代，上海繁华区大街上的黄包车夫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是六块大洋。这六块钱，在当时足够底层人一个月的开销。但是，花钱如流水的羽太信子一家每月六百块钱都不够用（当时鲁迅是独身）。如果鲁迅所言是真实的话，那么他的二弟媳妇或许算得上是一个“败家女”了。许广平在回忆录中说，谈到羽太信子花钱的本事，身为大伯子的鲁迅非常无奈：“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罗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
以上细节，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购物狂式的日本女性。周二先生的夫人，买东西上瘾，一旦慷慨起来，似乎有今天某些女性“双十一”网购的狂热。面对这样任性的女人，即使把广东的剁手党请来，恐怕也无济于事的。
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1912年9月到11月间，鲁迅至少三次给日本的羽太家寄钱，其中最多的一次是“日银五十元”。与之相对应的，羽太一家偶尔也寄回一点小东西作为应答。这一次，他们寄来的是羊羹。
羊羹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原本是一种加入羊肉做成的羹汤。按照中国古代的规矩，“汤”指的是热水，而羹的里面则有肉有菜。中国古代的羊羹，不知是否类似今天的羊肉炖山药或者炖白菜。炖的时候热气腾腾，吃的时候一脸是汗，好不热闹。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有个名叫毛修之的人，此人出身门第高贵，是东晋将领毛穆的孙子。与父亲、祖父一样，他本是东晋的将领，后来被夏国以及北魏俘虏，摇身一变成为北魏的将军。这个人在历史上名气不小，《晋书》、《魏书》、《宋书》以及《南史》和《北史》都曾为他作传。
投降北魏以后，毛修之曾经向一个高官（尚书）进献过羊羹。尚书吃过以后，认为是世间难得的美味，于是转而将其推荐给当时的魏太武帝拓跋焘。东汉、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战乱的缘故，北方的知识分子和世家子弟纷纷南迁避难，江北一度成为文化的沙漠。毛修之这个世家子弟，因此赢得了鲜卑人的器重，在魏太武帝身边，后来做了大官。据说，有段时间，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给拓跋焘提供精美的南方膳食。高俅靠蹴鞠发迹，毛修之靠美食赢得高位。可见世间各种技能，本来就没有高下。真正的区别，无非是精与不精罢了。至于高俅或者毛修之的发迹历史，则无时不在提醒我们：“英雄莫问出处”。
今天想来，羊羹这东西，最早或许是羊肉汤的一种，或者是山东人喜欢的羊杂汤。据说，在日本的镰仓时代（宋末至元初），这道美味随着禅宗进入日本，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再后来，由于高僧们不食荤腥，寺庙里就出现了一种名为“羊羹”的糕点。这种糕点由豆类做成，给人的感觉像是国内市场上叫卖的凉粉，只是似乎更瓷实一些。
天正17年（1589年），和歌山的骏河店店主冈本善行右边卫将原有的羊羹作改良，在馅料中加入寒天（一种晒制而成的干菜，煮后凝固成果冻状。与现代的“琼脂”相似）制成炼羊羹，并用竹竿将羊羹的形状巩固成方形。此后，羊羹就有了今天的形状。
中国的寺庙，招待外人往往会用素鸡、素鱼之类的东西。这些菜肴多用豆类加工，取的是荤腥的名字，提供的却是世俗的口味，究其实还是彰显寺庙的戒律。目的，无非是在难忍的清规之外，寻找一种讨巧和媚世的手段罢了。日本的羊羹也是如此吧，只是在民间，这种挂羊头卖豆糕的做法更受欢迎罢了。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经说过，“在所有糕饼中，我最爱羊羹。即使并不想吃，那表面的光滑，致密且半透明受光的模样，怎么看都称得上是一件美术品。尤其是泛蓝的熬炼方式，犹如玉和寿山石的混种，令人感到十分舒服。”
茂吕美耶说，1817年，日本国内举行过一次“大食竞赛”，有人曾一次吃下米饭五十三碗，馒头五十个，酱油半公升，薄皮饼三十个，酒二十五公升……在这份食单里，也有羊羹的影子。当年的那个大肚汉，一次吃了七条羊羹。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都曾留学日本，对于日本的饮食习惯熟悉得很。尤其是知堂先生，娶的又是日本媳妇。所以，关于羊羹，他也曾留下自己的文字。1957年8月，周作人写过一篇题为《羊肝饼》的文章。他说，“有一件东西，是本国出产的，被运往国外经历四五百年之久，又运了回来，却换了另一个面貌了……如有名茶点的‘羊羹’，便是最好的一例。”
周作人讲的，其实是饮食领域“嫁女回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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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羽太家的羊羹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