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朋

　　1776年1月，托马斯·潘恩撰写的《常识》在英属北美的费城公开出版。

　　薄薄50页的这本小册子，犹如一声划破夜空的炸雷，引得北美大地风云激荡。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阅，不到三个月就发行12万册，总销量达50万册。要知道当时北美居民不过200万，成年男子几乎都读过或听人谈过《常识》一书。许多乡村茅屋里如果有一本藏书，那便是《圣经》，可若有第二本的话，则定为潘恩的《常识》。华盛顿麾下大陆军士兵的背囊中，常有一本读得皱巴巴的《常识》。华盛顿坦言，《常识》在“很多人心里，包括他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杰弗逊，也把大段抄录《常识》而“引以为荣”。

　　《常识》的风光，无与争锋。它的大红大紫，端在其革命思想点亮了渴望独立、解放的北美人民的心灵！它褪去英王室的神圣面纱，指斥乔治三世是“大不列颠皇家畜牲”、北美殖民统治的“首恶”；它力推北美独立、与英国“分手”，因为“英国属于欧洲，而北美属于它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指明了独立之后要实行共和体制，而不是沿袭英式君主贵族专制。潘恩呼唤，“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将“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常识》为美国构建民主宪政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历史功绩和巨大影响足以彪炳千秋。

　　潘恩不只用笔来写作，同时他还是扛枪打仗的勇士。在英军长岛登陆、攻占纽约，大陆军节节败退、战局垂危的时候，潘恩毅然从军，加入格林将军的志愿部队，后又孤身一人投奔华盛顿的队伍，被汉密尔顿将军赞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勇敢的人”。华盛顿又发挥潘恩所长，让他在军旅中继续挥笔著文、激励士气；华盛顿曾召集全军将士，由潘恩宣读他在行军鼓上写成的战斗檄文《美国危机》，以振奋斗志。1776年的圣诞夜，受潘恩鼓动的大陆军渡河挺进，在特仑屯战役中一举打败英军、取得了独立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他和华盛顿也成了亲密朋友。

　　一个人的思想理论能够推动、促成一场社会大变革，就可以名垂青史；流浪穿梭于英、美、法的潘恩，则以一己之力推进了人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北美和法兰西两次大革命。他真配得上“伟大”一词！他把北美独立、宪政的经验移植到法国，他所写的著名《人权论》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引领革命的方向，他又直接参与法国《人权宣言》的起草工作，并为1793年的法国制宪提供了几十页用英文写成的材料。他受到巴黎市民的冒雨夹道欢迎，人们高呼“潘恩万岁”，见证了他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崇高地位。然而，特立独行的潘恩由于反对处死法王路易十六，反对在革命派内部搞血腥清洗并为受诬的米兰达洗冤，终惹恼了当权的雅各宾派。执政的罗伯斯庇尔亲自要求通过一项对潘恩的“起诉法令”。他被逐出国民公会，投入死牢。潘恩原本指望好友华盛顿能伸出援手，证明自己的美国国籍，以摆脱牢狱之灾；可此时的华盛顿忙于和英国的谈判，不愿得罪英国，因而默不作声、袖手旁观。幸好美新任驻法大使门罗讲义气，从中斡旋营救，潘恩才得以死里逃生。但他永远不能原谅华盛顿，出狱不久潘恩就公开发表了一封批评信,指责华盛顿——

　　把最冷最硬的石头采出矿坑，

　　无须加工：它就是华盛顿。

　　你若雕琢，可留下粗陋的刀痕，

　　在他的心窝镌刻——忘义负恩。

　　然而，此时的华盛顿已是美国人心中不可冒犯的英雄和国父，加之潘恩续写的《理性时代》反对有组织的宗教、抨击《圣经》，与在美国崛起的宗教复兴发生冲突。1802年重回美国的潘恩，一下子成了人神共弃的“魔鬼撒旦”，遭人唾骂、围攻、诬陷，还险些被枪击送命。像流浪汉一样活着的潘恩，头发长如鸟羽，在穷困潦倒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也许潘恩的落泊，给丘吉尔“不对人感恩戴德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点”的名言，提供了实证；但我想，华盛顿和美国人如此薄待潘恩，有失厚道、有欠公道，不能不说是一个瑕疵。有人说潘恩是“世界公民”；其实他是颠覆旧秩序的革命思想家，而独立前卫的思想家犹如第一只站起来直立行走的猴子，总会招来同类的嘲笑、撕咬，不免孤单落寞的多舛命运。中外古今，大抵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