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王云五先生

　　◆游宇明

　　民国文人的思想与情感常常有着内在的复杂性。就说王云五吧，一方面，他在政治上对蒋介石亦步亦趋，在大陆时出任过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其“币制改革”惹得天怒人怨，1948年12月还曾被中共列入战犯名单；另一方面，他主持大陆、台湾两地的商务印书馆极有建树，做了许多前人没做过、后来也少有人做的事情，说他是20世纪最优秀的出版家之一，绝无夸张。

　　“五四”之后，国内新思潮蜂起，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张元济觉得面对变异的时代有些力不从心，决定聘请胡适做编译所所长。胡适喝过七年洋奶，有教授头衔，又与陈独秀一起引领新文化运动的航向，极受青年追捧。胡适表示自己一时难以脱离北大教务，在商务印书馆考察一个月之后，特地推荐自己读中国公学时的老师王云五出任编译所所长。那是1922年，王云五35岁。

　　王云五没有过分谦虚，立即走马上任，并很快显出了自己的能耐。一是按照新的学科门类分设各部，聘请知名专家主持，同时大力延揽有用人才，比如他邀请任鸿隽、竺可桢、周鲠生、朱经农担任编译所理化、史地、法制经济、哲学教育等几个部的部长，聘请陶孟和做总编辑部编译，延聘胡明复、胡刚复、秉志、杨杏佛等人为馆外特约编辑。二是创编各科丛书。最先出的是百科小丛书，其后又出版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体育、农学、商学、史地等分类丛书。三是扩大编译所附设的英文函授科，培养具有世界视野的出版人才。

　　用心播下的种子，终有开花结果的时候，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书289种，1923年增加到创纪录的667种。王云五好琢磨事儿，进馆不久即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后来他又将这些成果写成著作，颇为畅销。1929年开始，王云五以几年前出版的小丛书为基础，汇编出版《万有文库》。这套综合性大型丛书共分两集，一共有4000册，其规模之宏大，让人叹为观止。

　　1930年2月，商务总经理鲍咸昌去世，王云五本已辞职，负有监理名义的高梦旦、张元济主张邀请他回来担任总经理。王云五提出两项条件：一是取消此前的总务处合议制，改由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马上出国考察并研究科学管理，为期半年，董事会全部答应。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闸北，整个商务馆被罩在一片火海中。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商务印书馆，王云五被迫解雇3700多名员工，从头再来。他主持编印多套丛书，最著名的是《大学丛书》和《丛书集成》。《大学丛书》是为当时的高校编印的教材，聘请蔡元培等54名学界闻人组成编委会，1932年开始出版，前后印行了300余种。《丛书集成》瞩目的是古籍，选定宋元明清著名丛书编辑而成，共有图书4100种。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已不适合作为出版基地，王云五决定以香港分厂作为印刷中心，并亲自驻港指导。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王云五在重庆设商务总管理处统辖后方各工厂，继续出版各种书籍。直到1946年转入政界，王云五才离开商务印书馆。

　　在政界摸爬滚打18年，品味了太多的世态炎凉之后，王云五决定辞掉台湾国民党当局“行政院”副院长职务，回归出版，担任原系分馆的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在商务印书馆30多家分馆中，台湾分馆资历最浅、规模最小，员工只有十余名。1950年至1963年，每年出书不过数十种。1964年，王云五执掌此馆后，一面零星选印当年大陆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有影响的图书，一面抓紧重印曾经畅销一时的大部头丛书。比如，他从《万有文库》数千册图书中重新选辑1200册，以《万有文库荟要》的方式再行出版。后来又重印《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丛书集成简编》《汉译世界名著甲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书。这些原来的图书质量极高，台岛以前又几乎没有出版过，因此非常畅销，台湾商务印书馆因此大赚了一把。王云五在此馆工作将近16年，直到1979年逝世。在王云五的努力下，台湾商务印书馆极盛时期有员工五千多人，在海内外设有36个分馆，有办事机构一千多个，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和最著名的出版品牌。

　　王云五在出版方面愿意花费全部精力，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基因有关。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心忧天下的，王云五在大陆时所处的是乱世，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不聊生；到了台湾后，虽然生活还算安定，但国民党当局偏安一隅，朝不保夕，人心恐慌，所有这些都让王云五内心生出深深的不安。这种不安促使他想在文化上做点事儿。

　　一个人特定的行为选择，也与个人经历紧密相连。王云五原籍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1888年7月生于上海。王家世代耕读，其父王光斌弃农从商，到上海开了一家小店。王光斌原本是抱着自己辛苦赚钱，让儿子读书中举、光宗耀祖的梦想的，没想到大儿子王日华在科举之途上因病丧命，从此，迷信的王光斌再也不敢让别的儿子走读书应试之路。将王云五送入私塾，只是希望他多认几个字，日后做个小老板。1902年，父亲送14岁的王云五到一家五金店，叫他一边当学徒，一边到夜校补习英文。其后不久，王云五离开五金店，去美国教会主办的守真书馆学习英语。1904年，他进入上海同文馆。此馆由一位英国老教师布茂林开设，教授课程以英文为主，兼及历史、地理、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因为成绩优良，王云五入读同文馆不到一年，即被布茂林选为助教。

　　这段时间，王云五最大的收获是浏览了布氏千余种私家藏书。这些私家藏书包罗万象，里面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柏拉图的《对话》、休谟的《人类理解》等等名著，极大地开阔了王云五的眼界。王云五后来回忆说：自己“仿佛是乡下人进城，见着什么都心喜，又仿佛像过屠门的人都想大嚼一顿”。王云五求学的年代，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已初步建立，在国内读个好大学，再去国外留学弄个洋博士头衔，学成归来做学界或政界的“高等华人”，成为时尚。王云五没有正规的大学学历，也无出国经历，家庭背景也不显赫，内心未免自惭形秽。心理学上有个补偿定律，就是一个人越缺少什么，越希望得到什么。王云五在出版上奋发进取，也有希望通过自己的才华在事业上杀出一条“血路”的意思。在上海同文馆的学习，也培养了他对书籍的眼光，增加了他的自信。他晚年在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作为，不过是其年轻时代事业梦的一种延伸而已。

　　无论事业还是生活，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如鱼得水。对于王云五这条“鱼”，他的”水”显然不在别的地方，而在他亲手推出的一本本厚厚薄薄的书里，在一片片如诗如梦的墨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