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

　　昨天，好友张立华用微信告诉我，她的书稿《与癌共舞十六年》谈定了一家出版社，马上签合同。我内心一阵纠结。

　　张立华出书，是我的动议。我和她相识快半个世纪了。1970年在太原召开的山西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上，我认识了在邻县插队的她，当时感到特别投缘。张立华文革前是老高二，我是老初一，我视她为学姐。从此，我们信件联系再没中断。无论生活发生什么变动，彼此都是倾诉的首选。我曾经和她探讨，如何确定“男朋友”是否是最适合自己的人。我希望在投入感情之前，先有理性的分辨，免得以后不可自拔。立华回信说，你可安排两个序列，一是你理想的伴侣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有怎样的品质：如正直、善良、聪明，有心胸、有才学、性格好等等；一是你反感的人的行为：如自私、刚愎自用、大男子主义、谈吐随便，包括抽烟、喝酒等等。然后，在交往中一一划勾或打叉。于是这个人就在你心中清晰了。我真是按照她的方法去做的。立华也曾写信告诉我，她怎么选择了自己的那一半。

　　立华从小要强，小学就是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学生会主席，高中就成了预备党员。但文革初被当作修正主义苗子批斗。因为父亲的问题，被推上凹凸不平的命运之旅。插队时她就尝试写小说、散文，曾被刚刚恢复的山西文学界有意培养，参加过省里的文学培训班。1977年她结束在山西大学中文系半年的进修，接着又报考了山西师范中文系两年的成人教育。当大批知青有的上学、有的进工厂，立华又一次听凭理想主义的召唤，放弃了中学老师的位置，与一群志同道合的知青创办工农商一体的知青综合农场，白手起家，艰难创业，一度红红火火。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逐渐式微，最终关门。立华又考取了山西省委党校，毕业后，到山西省劳动厅政策研究室工作，主编《山西劳动》杂志，创办了《劳务时报》，兼《中国劳动报》山西记者站站长，1994年调回北京，任《中国劳动报》专栏部主任。最后在劳动人事部老干局副局长任上退休。

　　立华是女人，是妻子，是母亲。我们惺惺相惜，见面有聊不完的话题。奇怪的是，从未见她向命运低头。她善于开导别人，有些事因为无解，她会大气地说：这就是过程，其实过程比结果更值得珍惜。说到中年又要有事业，又有孩子和家务的拖累，她说：你怎么不想想孩子给你带来的乐趣和满足？

　　17年前，她得了乳腺癌，做了手术。而后转移了。我对她说，你一旦住院，就赶快告诉我，即便是聊天，也能分散你的疼痛或压力。但她没有。尽管如她所说：“十几年来，没有哪一天不在与病魔抗争，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头上，不知何时就会掉下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受到时间的可贵，如同一个破产的富翁，眼睁睁看着手里仅剩的几块金币，一点点计算着它的用途。” 没有切身经历，永远抵达不到这种心境。我总觉得自己对她力不从心，索性见面不谈癌症。甚至看到有启发的文章，也不敢转去，总希望朋友和大家一样正常，忘却了自己的疾患。其实，这是自欺欺人。患者时时在抗癌，天天在抗癌，我们忘记了，他们不能忘记。后来，带癌生存的理念进入了谈话空间。立华轻松了，我们也如释负重。

　　我知道立华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写日记。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了她几则有关癌症的日记，感到很有意思。中国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加上生态环境的恶化，癌症已经成为国人的头号杀手。防癌抗癌也成为热门话题。于是，我建议她把日记中与癌症有关的部分编成一本书，或许能够奉献给社会。她欣然同意，用数月时间，录入整理，完成了一部15万字的书稿。

　　20世纪，人类曾雄心勃勃地想找到彻底征服癌症的途径。然而，这个目标至今也没能实现。癌症还是一个难解的司芬克斯之谜。治疗费用高昂，又无法保证根治，不免使许多人谈癌色变。不论降临在哪个人或哪个家庭，都会带来恐惧与不幸。如何求医，如何面对医院和医生的治疗方案，个人往往感到特别无助。立华的日记，不是专家创作的科普读物，更不是包治百病的“神医”忽悠，只是她16年来与癌共舞的同步记录，从中可以感受到得了癌症后的真实心态，感受她与死神抗争的应对过程和认识变化。日记是当时的记载，与后来的回忆不同。她也有过迷茫，有过轻信，走过弯路，到现在也不能说拥有了正确的答案。俗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我想说，尽信医不如无医。如何理智地求医，如何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张立华的真实感悟，对同病患者，或许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她的书稿完成以后，我们夫妇先后推荐给六七家出版社，编辑看了都觉得特别有意思，认为书稿文笔流畅，而且富于启发性。但在发行部门却卡了壳，理由都一样：市场风险太大。出版社是企业，当然要考虑利润。于是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越有的越给你，越没有的越不给你。名气大的作者，千方百计地求你出书，因为你的名字就意味着市场。没有名气的作者，再有意思的书稿，也不愿意接受。其他看过书稿的朋友，也帮她联系、推荐，前后一年多的时间，最后都碰了壁。无奈之下，张立华接受了一家出版社的条件，个人出资1.5万元，包销500册。她说，我出书既不是什么科研文化项目，也不是为了换取职称学位，只是想寻找一条同病相怜的朋友沟通的公共渠道。如果出版社只是卖书号，书出版了也不上市，就不如自印百十册，送送朋友算了。出版社向她保证，一定精心设计，肯定上市，认真发行。要求作者出钱包销，只是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她权衡再三，只好接受这个条件。

　　我建议立华将日记整理成书，本想让她精神上得到快慰，没想到却增加了她经济的负担，内心怎能不纠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