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

陈寅恪

　　□鲁建文

　　陈寅恪是一位大学问家，他55岁失明，72岁摔断右腿股骨，一生命运多舛。在1949年蒋介石的“抢运学人”行动中，他毅然拒绝随胡适、傅斯年一起飞往台湾，留在了大陆的岭南大学（后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不顾身体的巨大困难，始终坚持学术研究，笔耕不辍，先后完成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10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

　　陈寅恪这些学术成就的创造，与当时担任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密不可分。国家进入建设高潮后，陶铸深感知识的重要，密切了与知识分子的交往。1956年2月，陶铸在广东从化温泉招待所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特邀了陈寅恪参加。5月，陶铸又借到中山大学举行座谈会的机会上门拜访了陈寅恪，专门听取这位老教授的意见。到9月，他还提名陈寅恪为中国科学院广东分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他自己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这一年，中山大学出台了多项关心照顾陈寅恪的举措，其中包括修建通向住宅的白色水泥通道、设立校刊发稿特级稿费制度、增加学术研究助手、有需要可以随时调用学校小车，以及在家中为学生开设“元白诗证史”的选修课程等。这些方便陈寅恪学术研究和教学举措的出台，无疑与陶铸一年来与陈寅恪的频繁接触直接相关，有的则是对陶铸指示的具体落实。特别是，在次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山大学可谓搞得轰轰烈烈，但由于陶铸的招呼，陈寅恪没有被打为“右派分子”，幸运地逃过了一劫，但并没有逃过后来的“拔白旗”运动。

　　1961年，陶铸看到不少知名学者受到冲击，或打为“右派”，或拔为“白旗”，深深感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产生了偏差。这年4月，他亲自向陈寅恪在1958年的运动中被拔为“白旗”表示了道歉，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再次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他在会上说：“现在的问题是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不够、信任不够”，“今后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地分开来，不能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一般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不准用‘白专道路’的帽子”。接着，

　　他指示文教领导小组的同志确定了两个高级学者的名单，分别给予粮油补助和保健制度，并帮助解决部分进口药品。同时，批准恢复了一个期刊，为这批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园地。对陈寅恪，他更是明确地指出：其“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1962年7月，陈寅恪在浴室洗盥时不幸滑倒在地，摔断了右腿股骨。对于一位已患多种疾病的老人来说，显然并非小事。第三天，陶铸便带上水果到医院探望，并与院领导商量治疗方案。他要求医院组织各科专家进行会诊，各自写出诊断意见和治疗报告，然后筛选出最佳方案报他。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经多方检查诊断后，却只能采取保守的“物理功能疗法”，陈寅恪先后在医院住了7个月的时间。更为遗憾的是，尽管医生竭尽全力，多方施治，最终陈寅恪的右腿却未能保留下来。经过膑足的陈寅恪，基本丧失自理能力，出院后只得由学校安排护士轮流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却没有放弃正在进行的“钱柳姻缘”研究，仍坚持每天著述不辍，感到疲惫时便拿起陶铸送来的收音机，听听平生最喜爱的京剧节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看到一批著名学者教授受到批斗，很快想起了陈寅恪。6月，他委托秘书给广东省委打电话，明确指示：“对于中大的陈寅恪，生活不能降，贴大字报不发动，贴也不干涉，对其批判要报中央。”在整个运动中，陶铸始终没有忘记陈寅恪的安危。在与广东省委的多次电话联系中，他还亲自再三嘱咐：“对于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但在当时那种动荡的局面下，陶铸的话已经今非昔比，特别是后来陶铸自己也被打倒。因此，事实上“文革”开始不久，陈寅恪的护理护士便被取消，特供物资也无人再送，而且大字报将整个宿舍楼淹没了，攻击他“大肆挥霍国家和人民的血汗钱”，甚至污陷他“一直坚持反

　　动立场”。有幸的是，在运动中，陈寅恪由于长期卧床，没有像其他直接批斗的学者那样受到拳打脚踢，躲开了皮肉之伤。虽然同样被抄了家，但只被拿走了一些文物字画、金银手饰之类，他的书籍、文稿不知因哪位好心人的提议被原地封存起来。因而，最终大都得以保存下来了。

　　在那个年代，陶铸为何能冒着巨大风险始终如一地关心、保护陈寅恪？对其学识与人格的佩服自然是一个原因，恐怕也与陆键东在《陈寅恪最后20年》中记载的以下两件事直接相关：一是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时，斯大林与其闲谈中专门打听过陈寅恪，说知道陈寅恪的著作，毛泽东主席随即嘱咐有关部门，对陈寅恪要好好予以照顾优待。二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得知陈寅恪拒绝随胡适、傅斯年一起飞往台湾的经历后，曾在一次正式的场合专门打过招呼，说光凭陈寅恪不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台湾这一点，陈寅恪所有的问题都不成为问题，应该予以包容宽待，好好发挥他的作用。这些恐怕正是陶铸一直关怀、保护陈寅恪的底气所在。

　　由于陶铸一直的关怀和保护，国家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使用的政策在陈寅恪身上无疑有过较好的落实，使其得到应有的照顾和优待，从而创造了难得的学术成就。曾担任过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在回忆中说，从当陈寅恪的学生开始到陈寅恪去世，“从没听老师说过后悔留在大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