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让之《篆书心情天地七言联》纸本篆书 127.5×27.5cm×2 1863年 西泠印社藏   释文：心情杂念麾之出，天地清光画不来。

　　□万汝青

　　他继承发扬了老师包世臣、祖师邓石如高超的书法篆刻艺术，却过度“传染”了他们鬻字度日的布衣本色，以致晚年到了乞米度日之地步。他叫吴让之（1799—1870），晚清著名篆刻家、书画家。

　　才可斗石运不济

　　吴让之，江苏仪征（今扬州）人，原名廷扬，字熙载，后改字让之，亦作攘之，号让翁、晚学居士等。吴让之先世是安徽望族，后迁居南京。为谋生计，父亲吴明煌入籍仪征，家住扬州运司前街，以给人看相、预言吉凶祸福为生。母亲汪氏，安徽盐商之女。

　　吴让之幼而好学，擅长诗文。《清史稿》称其“博学多能”。11岁，吴让之师从扬州名宿黄春谷学诗，所作《梅花诗谜百首》，被人赞叹“此才岂可以斗石计耶？”

　　《清稗类钞》载:“让之多艺，刻印第一，次画花卉，次画山水，次篆书，次分书，次行楷。”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从小多才多艺的大艺术家，却一生清贫，晚年更是落魄到寄居寺庙，潦倒而终。

　　这个“相面先生”的儿子运气为何如此之差？

　　先看时运。吴让之出生于嘉庆四年（1799），这一年乾隆驾崩，和珅被赐死，大清盛世逐步走向衰败。吴让之所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吏治腐败，内忧外患，社会动荡。特别是咸丰三年至八年间，扬州曾经3次被太平军占领，遍地烽火，年过半百的吴让之为避战乱，流落寓居，聊以存身。同治二年（1863）冬，吴让之回到扬州，已65岁了，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叹息说:“弟冬仲回邗，十年乱后，万事全非。蛰处余生，了无情绪。”

　　再说仕运。吴让之幼承家教，走祖父科举之路。嘉庆二十二年，18岁时考中生员，后来院试合格，成了秀才。秀才考试分成六等，一等和二等可参加上一级考试。作为三等以下秀才的吴让之，没有获得入仕机会。

　　科举无门，吴让之经包世臣举荐居幕，可变故频频。包世臣把吴让之等人举荐给江苏按察使李彦章。道光十六年（1836）正月，李彦章升任山东盐务使，邀请吴让之和刘文淇纂《扬州水道记》，但李彦章还未赴任就病逝了。道光十八年（1838），包世臣出任江西新喻知县，吴让之馆于包氏，不到一年包世臣即卸任。道光二十九年(1849)，吴让之被聘为“文汇阁秘书”。这里本是吴让之的用武之地，但仅过四年，太平军下扬州将文汇阁付之一炬。咸丰十年（1860），吴让之应“中兴四大名臣”胡林翼之邀，赴安庆襄赞军机，孰料第二年49岁的胡林翼竟在武昌军营咯血而死。

　　虽然中年后吴让之书艺开始成熟，人们把他的书法篆刻、陈若木的画和龚午亭的说书誉为“扬州三绝”。一个书法治印名重于当时的书画篆刻家，卖文鬻字收入应该不菲，可吴让之或是经营不善，并未积累任何财富，一生拮据，越老越穷。

　　一灯不灭传薪火

　　吴让之曾刻斋馆名“师慎轩”。“师慎”，即师法包慎伯（包世臣）之意。

　　吴让之20岁师从包世臣学习书法，而包世臣是邓石如的关门弟子，是邓氏书法的极力代言者。史载吴让之和包世臣师徒情深，包世臣对其倾囊相授，“包吴师徒相洽三年有余，包氏以熙载确为薪传石如衣钵不二良才，遂于临别之时，命熙载跪于邓氏画像之前，授其邓氏亲拓《完白山人印稿》，倾囊相赠所藏邓之原石印章、书法诸件。熙载得以深窥邓氏精作，日久遂登邓氏之堂室。”

　　有狂狷之名的晚清书画篆刻家赵之谦评价吴让之：“我朝篆书以邓顽伯（邓石如）为第一，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荄甫(胡澍)。

　　邓石如被称为“碑学开山鼻祖”，他将篆书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平台。有人评论邓石如小篆是“千年一人”。吴让之篆书在融合邓石如圆滑温润风格的基础上，形成自己方中带圆、圆中有方的吴氏独特风格，颇有“气贯长虹、刚劲有力、咄出新意”之态。

　　吴让之最大的艺术成就还在于金石篆刻。他和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被称为晚清四大家，共同创造了自秦汉之后中国印章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吴昌硕评价吴让之：“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气，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

　　吴让之早期在扬州以刻竹谋生，擅用冲刀浅刻之术，腕虚指实，刀刃披削，运刀如“神游太虚，若无所事”，成为篆刻“用刀上开法门的大师”。其晚年治印运刀更臻化境，继承了邓石如“以书入印”“印从书出”的篆刻理论和实践，又发展了邓石如“圆劲”一派的用刀之法，字法、布局、行刀、款法自出机杼，在浙派末流习气充满印坛的当时，将皖派中的邓派推向新的境界。

　　但使残年饱吃饭

　　吴让之刻有一方两面印：“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喟叹战火弥漫，故园萧寂，穷困潦倒。观照吴让之一生，除了书画篆刻，大多数时间是为吃饭而活着。

　　为了吃饭，50岁的吴让之以寄食为生。为避战乱，咸丰三年(1853)吴让之从扬州流寓到了泰州。第一站，住进的是时为泰州首富的姚正镛家。姚正镛成了吴让之的资助人，吴让之则毫不吝啬地为姚正镛挥笔操刀，先后为姚治印120方。之后，又相继客寓岑镕、陈守吾、朱筑轩、徐震甲等名门。后来又寓刘汉臣家3年之久。离开之时吴让之朱书《说文》一部赠之，文末跋语道“寄食三年，无以为报”。在刘汉臣家吴让之不仅为其子弟课读，还为刘治印88方，刻砚一方，书画多幅。

　　为了吃饭，60岁的吴让之以“晚学生”学画。寄居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吴让之于是借住在泰州东坝口一所观音庵里。为补充糊口技能，他拜小自己十岁的画家郑芹甫学画，还专门刻了“晚学居士”“晚学生”两印明志。在一幅题画诗中他写道：“乌桕丹枫叶渐凋，杜陵蓬鬓感萧萧。奚囊收得秋光满，聊与西风破寂寥。”

　　为了吃饭，吴让之甚至于拾起了自己父亲“相士”的行当。由于求书索画买印者少，晚年吴让之失落到寺庙中以拆字卖卜糊口。夏兆麟《吴陵野记》记载:“扰攘之秋，求书者少，先生苦无以为活，乃于东门小校场武庙中拆字卖卜，以为糊口之资。得铜钱二百枚，则欣然有喜色焉。”当一个有尊严的艺术家以此求生，生活使其麻木，可屈辱有谁得知？他曾撰联自嘲：“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

　　同治九年(1870)，吴让之离世，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