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

　　最近清理书柜时，翻出了《暴风骤雨》一书，倍感亲切。这是著名作家周立波先生（1908-1979）的代表作，曾获斯大林文学奖，也是我中学时代的读物。睹物思情，这本书勾起了我的回忆，让我感慨当年一名农村小作者和一位大作家之间的珍贵缘份。

　　1957年，我因病休学回家务农，担任农业合作社会计。我在生产之余，开始学着写小说。其中写了篇题为《猫牛战》的小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叫花猫的小女子和一个叫大牛男人开展竞赛的场面。习作在常德地委的《滨湖日报》副刊上发表后，我兴奋异常。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斗胆将样报和自我介绍信寄给了时任省文联主席的周立波先生。做梦也未想到，不到半月，就收到了他长达4页纸的回信，对作品既作了肯定也指出了不足。自此，我们有了书信往来。我毕竟是个未见过世面的小年轻，不谙世事，没过多久，又厚着脸皮给他寄去了一首叫《河畔鲜花》的长诗。他亦不厌其烦，回信说：我不太懂诗，给你转交诗人任光椿老师，相信任老师会给你回信的。果然不久，就收到了任老师热情真挚的回信，长诗在他的推荐下也得以发表。周立波老师还在给我的回信中强调，作为一名写作者要读好“两本书”，一本是有益的文字书，另一本是生活之书。他的来信，我似懂非懂，只希望有一天，能当面倾听他的教导。

　　真是天道酬勤，第二年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1958年，我参加了湖南省第二次文代会。那时我还是个刚向文坛学步的毛孩子。大会代表共100余人，分4个小组讨论会议报告，我被编入文学第四组。我们这个组很特别，多是农民和湘西少数民族代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周立波老师亲自指导这个组的讨论。当时见他身体瘦高，一副和善面孔，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但目光炯炯有神。

　　会上他再次着重讲了一个作者、作家必须读好“两本书”的重要意义。休息时，他还特意将我叫到一间小屋内，给我开了个“特餐”，主要是讲深入生活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观察生活要心细，要独具慧眼。他给我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他在馆子与几个乡下人同桌坐着吃饭，唯有一胖一瘦两个汉子是蹲在椅子上吃。他笑着问胖子是不是篾匠师傅，接着又问瘦子是不是船工师傅。两人同时一惊，异口同声说：“我们素不相识，难道你是神仙？”周立波说：“这个道理很简单，篾匠和船工都是爱蹲的人，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所不同的是，篾匠的右手上有茧疤，一目了然嘛。”这样一说，那二人甚是佩服。

　　为了提高我的写作水平，次年，周立波老师还提名让我到湖南文艺学院深造。在课余时，他专门抽时间找我又谈了读好“两本书”的问题，谈了写作技巧，谈了如何抓住细节刻划人物，对我启发极大。他特地强调，关在门内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更当不好作家。

　　有一次节假日，他约我乘车到他老家益阳桃花仑去采访，一路上我俩无所不谈。当走到一群人围着的地方，只见两个女人正在吵架，我们凑过去后，他看得聚精会神，直到两个女人吵完后，我们才离开。他对我说，人一发怒争吵，各种姿式都展现出来，尤其妇女，有的双手插腰，有的吵一句拍一巴掌大腿，有的干脆搬个砧板，拿把菜刀，骂一声，剁一刀，似乎这样才解恨。这时我才明白难怪他看吵架那么认真！他又问我读过《红旗谱》吗，我摇摇头。他说：“我送你一本好好领会，那里面人物形象刻画得十分逼真，特别杀年猪那一节，非常有趣。”回来后，他真的给我送了一本《红旗谱》，并署上他的大名。他告诉我对生活，除了细心外，还要多思多比较，以便悟出其中的道理。他再三叮嘱我平时身上带上一个小本子和笔，及时做好笔记。这个本本就是档案，需要时就去选用（这个好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他说：“这叫做长期积累，偶然得之。”他反复告诫我：“生活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希望你从生活中提炼出真金！”

　　1960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协湖南分会，周立波老师很高兴，写信向我祝贺和勉励，要我写出精品。

　　我们之间最后一次会面是在“文革”初期，他被打成反动人物。1967年8月23日，慈利文化战线的造反派将他从益阳老家揪来，通知全县业余作者都来参加“批斗文艺黑线骨干分子周立波大会”。我俩久别重逢，心情激动，见面即向他打招呼，他用手作暗示免了。晚上，造反派头头将看守周立波的任务交给我和另一个农民作者完成。真是天赐良机，我有幸与周立波老师交谈到深夜。临睡前，我向他表达了打算写一篇纪实文稿《益阳三周》（即周杨、周立波、周谷城）的想法，他淡淡一笑。次晨我俩握手含泪而别，我轻声念道：“相见时难别亦难。”孰料这次竟成师生永诀。后来，我也成了文艺黑线人物，遭到批斗，漫长的岁月中我们既未通信更没相会。周立波先生于1979年仙逝。1984年我调到县政协从事文史工作，第一篇史稿就是迟到的《益阳三周》，分别在《文史天地》和《人物》杂志发表。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虽然我没有能像先生那样写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一类惊世之作，但我始终没有忘却他对我的教诲，始终坚持在生活中读好那本“永远读不完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