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文

一生优雅的杨绛，其实亦有过不少艰难时期。令人佩服的是，她总是能坦然面对，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心境。她说，此系一种人生锻炼。“一个人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能达到不同程度的修养，从而，获得不同程度的效益。这好比香料一样，捣得越碎，磨得越细，香味也就越浓烈。”

新中国刚成立时，杨绛随钱锺书在清华大学做兼职教授，讲授《英国小说选读》。这是一门相当敏感的课程。上课时，她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惹出什么麻烦。但要讲英国小说，自然少不了对小说恋爱情节的分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虽然她的自查很快过了关，但到揭批阶段却有了问题。有人揭发她，上课时“不讲工人阶级，专谈恋爱”，教导学生“恋爱就应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见了情人就应当脸发白，腿发软”，作为女人“结了婚也还应当继续恋爱”等等，一时间被纠缠不休。对于这些移花接木的批评，杨绛当时听了十分气愤，同去听会的亲戚朋友也都为她鸣不平。但心境开阔的杨绛很快就想通了，以为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没必要这么计较，愤怒伤害的只能是自己，于问题解决毫无意义。因此，她没有进行申辩，而是照旧拎着篮子，打扮得喜气洋洋，去了校区的菜市场，买菜做饭过日子。令人没想到的是，她被认为虚心接受批评意见很快获得通过。

杨绛生来不喜欢参与政治。1956年“大鸣大放”开始后，杨绛表现得很淡然，不仅自己保持着沉默，还再三嘱咐丈夫钱锺书：不要出去吃饭，不要在外乱说，更不要随波逐流、口无遮拦。有人指责她明哲保身，不敢斗争，她既不解释，也不反驳。几月后，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但杨绛夫妇却幸免。这时，有人问她为何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她却说：“我哪有什么先见之明，只不过是不喜欢跟着起哄而已。”显然，正是这种随性淡然面对的办法，让杨绛夫妇跳过一劫。

1958年，杨绛被下放到农村改造。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一场更大的考验。如果不能过好劳动、居住、饮食、方便、卫生“五个关”，显然无法在农村生存下去。当时农村的条件很差，厕所就是在一口大缸上架着两块又薄又脆木板，人蹲在上面就胆战心惊的。面对这种困境，她以为，既然抗争没有多大意义，不如选择愉快接受，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于是，她同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居住，一起用餐，一起拉家常，没有半点出自大家闺秀的矜持。有一次，她因受凉拉肚子，半夜起来上茅房，院子门又已落锁，她便学着猫在院子里挖了个坑应急，然后，再封上泥土了事。这种能入乡随俗、吃苦耐劳的作风，让她很快融进了村民之中，村里的大婶、大妈都把她当亲人看待，有什么心里话都跟她说，在劳动与生活上，总是要多给她一份关心和帮助。下乡改造任务完成之后，带队的领导在向上级汇报时，给杨绛的评语是“在乡下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这一评语，不仅单位的同事感到惊讶，就连钱锺书也感到意外。

1966年，“文革”来了，这是杨绛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磨难。在“五一六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她便成了“反动的学术权威”，不仅被停发了工资、冻结了存折，还不时要接受批斗示众。经历多了，她也变得更加坦然，不藏不躲，不逃不跑。接受批斗，需要带高帽子、挂黑牌子，她便自己找来材料，用心制作，将“罪名”一条不漏地工工整整地写上去，做好后，与丈夫钱锺书各自挂戴好，相互欣赏一番，然后，便去参加批斗会。更为坦然的是，运动开始不久，她被剪了“阴阳头”，头发剪了一半留下一半，钱锺书见后急了，心想自己被剪成“十字头”时，是杨绛给他修成一个光头的，现在杨绛又被剪成了“阴阳头”，这该怎么办呢？他一时不知所措。还是杨绛自己有办法，她不急不躁，好像心里早有准备似的，将女儿圆圆曾经剪下的两条辫子找来，用一个通宵的功夫，将其编织成一顶假发。第二天，就戴着它照旧上街买菜打煤，料理生活。

在这期间中，杨绛无法再做学问了，也无法写作了，被安排专门扫厕所，后来又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她曾在文章中说，他们夫妇不求什么仙家法宝，只求有件隐身衣。而人世间的隐身衣，又到哪里去找呢？她觉得，卑微恐怕应是一件最好的隐身衣。被安排扫厕所后，她便以此当作自己的隐身衣。于是，高高兴兴地找来小铲子、小刀子，又自做了小拖把，将便盆、洗手盆和门窗、墙壁擦洗得干干净净，一垢不染。她以为，这工作虽然又脏又臭，但好处很多：一是可以借助女厕所的方便，躲避红卫兵的盘查；二是可以随时销毁也许带来麻烦的字纸和书信；三是可以享受向所未识的自由，细读不能在外阅读的书。下放到干校劳动也如此，在那里，她偷着读书、与钱锺书菜园约会，还逃学去郊游。“文革”结束后，她以轻淡的笔墨，将这两年多的生活写成了《干校六记》，既没有呼天抢地的控诉，也没有阴霾深重的怨恨，读来缠绵悱恻，让人深思。

过去，我一直以为杨绛先生应对艰难的法宝，是对世界的爱，对他人的爱，进而从中获取力量。近日重读杨绛先生的一生，深感其淡定、坦然、宁静的心境，恐怕也是她应对艰难的又一法宝。掩卷细思，在很多情况下，心境宽了，路径也就宽了，这并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