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
左宗棠于1885年7月27日子时，在福州省城旅邸去世。时值中法战争取得优势、而李鸿章代表朝廷签订屈辱的《中法新约》情况下，本来身体已十分羸弱的左宗棠，得知后气绝而亡。一年后安葬于善化县八都杨梅河柏竹塘山，即现在的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
民间有这样的传说，1861年左宗棠以咸丰皇帝授予的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率领新招募的5000名楚军，出省为曾国藩帮办军务，镇压洪秀全的太平军起义。左候补骑马经过此地时，马不知何故受惊跳起，左宗棠手中的马鞭被震落在地。他在镇定之后说：百年以后当顺天意，安葬于此。故此地现称为跳马。
此事无论真否，根据左宗棠当时的处境，由幕府走到台前统领军队，一是有不负朝廷的圣心。大器晚成而又走出樊燮案几乎断头险境的他，怀揣被圣上启用的感恩之心，迎来了人生柳暗花明的佳境。二是有决战到死的决心。走入杀机四伏的从军之路，左宗棠就抱定了不惜生死的决心，这在以后收复新疆伊犁的抬棺出征的事实中，得到了确定的验证。三是有功成名就的雄心。以当今诸葛亮自勉的左宗棠，有着躬耕陇亩的岁月，更有卧龙腾飞的梦想。他做好了一切准备，放下包袱，就此一搏。
随着事业日益走向成功，左宗棠官至总督、军机大臣，年岁偏大，身体大不如从前，他在考虑自己百年之后的归属。根据朝廷的制度，大臣去世后都须回到老家安葬。当夫人周诒端去世后，对地理志学造诣极深的他，就看中了老家大东山一带，认为“山势逶迤磅礴”，“枝脚纷起，大有佳处”，嘱咐儿子“将来营葬时，即为我作一生圹，以慰同穴之可也”，意思是准备与夫人合葬于此。最后夫人安葬在了大东山的玉池山，后又迁至板堂坳与已故的子女葬在一起。
左宗棠反复比较，还是看中了位于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1877年，左宗棠正率领大军，收复新疆失地，身感年已老迈，准备战后回归田园的他，写给次子孝宽的信中，说明这是由老友、当时总理营务的宁乡人刘典，代为寻访而得的。左宗棠对岳麓山秀美赞不绝口，“岳麓脉自龙山分出，蜿蜒千余里，较南岳虽博厚不如，而盘折雄秀，实有独胜之处。张南轩与朱子于此山游览殆遍，非无因也”，所以，对于“价均不昂”的墓穴，“于此定穴，作生基，死便埋我，湘山湘水，乐哉斯丘”，对于战友的感谢，“他日魂魄有依，犹拜故人之赐也”。
岳麓山对左宗棠来说，有着特别的美好记忆。他青年时曾在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湘水时务校经堂）读书，在那里他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偶像诸葛亮，从此以“老亮”作为自己的名字；他拿到了举人的“文凭”，尽管一波三折，但结局令人开心；他的父亲和岳父同为岳麓书院同学，两人相好并相约结为亲家，因此，这里又是左宗棠美好姻缘开始的地方。
1879年，左宗棠在写给儿子孝宽、孝同的家书中说道：“岳麓人形山地已安生基，穴中白砂不得否？”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已委派人去岳麓山具体察看墓地位置，最后相中了人形山的一处风水宝地，并且已开挖幕穴，准备用白砂铺垫。左宗棠并不十分看重风水，他对墓地的要求有两条底线，一是不能有白蚁，二是不能受水浸泡。远在陕甘时告诫儿子为夫人周诒端治墓时，就特别予以指出。
对于岳麓山墓地的长远安排，也在他的规划之中：“我将来藏蜕之所如以岳麓为定，尚于近坣处置一小庄为飧堂，将来住石湖、板桥两房子孙”，他想生前没能和亲人团圆，死后能与子孙们在一起，此情可谓真挚。
古人墓地前都要购置墓田，以养活守墓之人。左宗棠私人出资在岳麓山附近买好了墓田，儿子们写信告诉了具体情况，请他定夺。左宗棠回信：“所买河西之田，闻是胡恕堂旧业，由尧农诸姓说合者，业次尚好。”左宗棠对此地表示了肯定。这块地原来是湖南巡抚胡恕堂的资产，这次由土地的几户所有人说合，顺利成交，左宗棠还是十分满意的。
1885年，左宗棠去世后为何又没能安葬于岳麓山呢？历史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岳麓山作为南岳七十二峰的最北之峰，历来被视为最佳的灵地。不仅书香浓厚，而且寺庙密布。曾国藩早于左宗棠十余年去世，安葬在岳麓山南面的大王山。虽然大王山为曾国荃、郭嵩焘在否决曾纪泽所选墓地后，仓促间选就的墓地，但山水也极为灵秀，但与岳麓山相比，自然逊色。
左宗棠生前本来就与曾国藩存在不和的传闻，他不愿意死后因为安葬再惹出新的话题，于是就在湘江之东处选好墓地。同时，朝廷也一直认为，曾国藩的地位高于左宗棠，所以，赐予曾的谥号是文正，左宗棠的是文襄，安葬的位置自然要与名分匹配。这样，湘江作证，各居东西，一切交给历史评说。
其实，左宗棠本人对风水的实际态度，他曾在家书中说：“吾生平于风水学、选择两事不甚信，然不谓其无是理，只是人家气运所致。当其将盛，自能遇着好地好日；当其将衰，自遇着凶地凶辰。此中自关天事，非人所及。”可见，他对墓地的选择，抱着一种豁达的态度。
左宗棠葬于跳马的墓地，文革期间遭到严重损坏。改革开放后，根据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的指示，长沙市政府出资重新修复墓地，左宗棠重回故墓安葬。199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确定此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得以妥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