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文

　　去年12月，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肺炎在英国不幸去世，享年86岁。这让我记起曾经读过的《傅雷家书》来。一部好书是百读不厌的，而且往往常读常新。重读《傅雷家书》，不仅让我感受到了傅雷那种浓浓的爱国之情，也体会到傅聪那一颗不变的中国心。

　　傅聪7岁时，开始随父亲的好友雷垣学习钢琴，18岁便留学于肖邦的故乡波兰。在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下，小小年纪的他，便以肖邦、贝多芬、莫扎特、巴赫、李斯特这些世界钢琴大师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父亲曾教导他：一个不上不下的艺术家是最要不得的，必须做一流的钢琴家。按照父亲的要求，他勤学苦练，尽管不知走过了“多少迂回的路”，也不知经受了“多少的痛苦、失意的挫折”，但他始终朝着成功方向努力。1955年，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用一种“不拼命是绝对不行的”精神，参加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一举夺得比赛的第三名，并获得“玛祖卡”最佳奖。这是中国钢琴演奏家在国际大赛中首次获得这样的大奖。他的指导老师杰维茨基——波兰最牛的钢琴教授，为傅聪“赋有肖邦灵魂”的演奏感到无比的自豪。傅聪的父母也为儿子获得国际大奖感到无上荣光。这时，在一片赞誉声中的傅聪，首先想到的是国家的培养。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波兰化了的中国人，一个中国籍的波兰人，但我究竟还是属于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想念祖国，想它美丽的山河，想千千万万从事正义事业的人们，我感觉到他们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心里。”一颗闪亮的中国心跃然于字里行间。

　　1959年，由于历史的原因，傅聪被迫从波兰出走英国。一时间，他中断了与祖国与父母的联系，心里的苦闷难以言表。他每天以钢琴为伴，足不出户，埋头一遍又一遍地弹着肖邦的曲子。在傅聪看来，肖邦有着与自己相似的遭遇。这些曲子，大都是他为倾诉对祖国思念之情而作，因此，最能寄托自己此时的情感。当时，西方各国的记者穷追不舍，总想从傅聪身上得到某些抹黑中国的口实，他最终公开宣布三个原则：“一是不入英国籍，二是不去台湾，三是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尽管父亲已被打成“右派”，自己也差点步其后尘，但他那颗中国心却依旧没有变，让西方媒体没有任何文章可做。当时的他，靠弹琴为生，收入相当微薄，但他深深懂得，“作为一个搞艺术的人，真理、正义、人格犹如生命一样重要”，始终坚持不能做任何出卖自己灵魂的事。曾有一位记者对他说，只要他能作为该刊的封面人物报道，即可付给一大笔钱作为报酬，他断然拒绝。他曾在给父母的信中说，这就是自爱：“不依靠任何政治经济背景，单凭艺术立足。”这就是“报答父母，报答国家”。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一直以钢琴演奏家的身份奔走于世界各地，用艺术征服着不同肤色的观众，被誉为“钢琴诗人”，活出了自己应有的人格。

　　苦于到国外演出的需要，1964年，傅聪还是加入了英国国籍。作出这样一个万不得已的决定，让他心里更加思念自己的祖国，思念自己的父母。到各地去巡回演出，他经常要演奏一曲贺绿汀的《牧童短笛》。用这样一首描写牧童骑在牛背上、悠然地吹着短笛、漫游在山水之间的经典中国曲子，寄托自己对祖国无限的思念。演奏中，他总是热泪盈眶。1965年，他接受邀请到东南亚国家演出，顿生一种回家的感觉，满脑子的家乡景色。路经香港时，他第一件事是给家里打电话。一时间，傅聪和接电话的母亲都哽咽得说不话来。他们已经分别7年了，这是第一次通话，怎能抑制住发自内心的泪水呢？傅聪后来在给父母的信中说：“我当时心里的激动、辛酸，又是欢喜又是悲伤，真是非言语所能表达。”他在信中特别强调说：“到东南亚虽不是中国，但东方的风俗人情多多少少给我一种回乡感。我东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蕴藏在我内心里的东方气质。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我宁可在东方街头听嘈杂的声音，看人们的笑脸，一股亲切的人情味。”不难看出，尽管他已是英国公民，但仍跳动着一颗中国的心。

　　1978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傅聪感到自己能回家看看的日子近了。有人对他说，你父母都在“文革”中去世了，根不在了，还回去干嘛！他却以为，“我胸膛里跳动着一颗中国心，我酷爱生我育我的祖国。父母的去世，更加重了我对祖国的思念和怀念。我多么想有机会回到祖国，把艺术贡献给人民，用琴艺向哺育了我的祖国和人民进行反哺。”他向中国高层写信，经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批示，1979年4月，他回到了阔别20年的祖国，在家乡先后住了10天，参加了父母平反昭雪后的骨灰安葬仪式。他说：“这十天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十天，也是最痛苦的十天。”这十天，他是噙着热泪度过的，终身难忘。打这以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几乎是每年回祖国一次，不是讲学交流，就是登台演出，尽力为祖国的音乐事业贡献自己的所能。他担任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在第五次回祖国到该校讲学之际，听到有人称他为“同志”，他感到尤为高兴。他说：“我非常希望有一天能把‘兼职’两个字拿掉。”“我在国外也一直这么说的：‘我是新中国的儿子。’我一直没有忘掉从前，是国家送我出去的。”“我这几年所做的工作很有限……音乐工作是很神圣的事业，我觉得把音乐当职业都不应该。”他决心要为祖国多做些贡献。

　　傅聪从小就享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特别是，在到波兰留学之后，除了1959年那段特殊时期，十多年中，父母一直保持着与傅聪密集的通信，一起谈理想，谈人生，谈艺术，当好傅聪的“舵工”。父亲曾在信中说：“但愿你不要忘记祖国的培养、首长的爱护，在外要出人头地的为国争光，不仅在艺术方面，并且在做人方面。”“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然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父亲还勉励地说：“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灵魂，在你身上与我一样强，我大为高兴。”母亲在信中说：“你要抓住时间，提高警惕，非苦修苦练，不足以报效祖国。”“大大小小的地方不能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同胞的事发生。否则，艺术家的慈悲与博爱就等于一句空话。”傅聪出走英国后，父亲更是在信中说：“你既然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从来信看到你立身处事，有原则，有信心，我们心头上的石头也就落地了。”“我相信你不会随风使舵，也不会随便改变主张。你的成功，仍然是祖国的光荣。”父母还经常为傅聪寄去精神粮食，鼓励他多读些祖国的书报。由此可见，傅聪能始终保持一颗不变的中国心，固然源于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脉，更与父母长期的教育熏陶密不可分。

　　杜甫曾在诗中说：“家书抵万金。”我想，有时还真如此。它能发挥一种交流心理、融洽情感、传递能量、启迪人生的特殊作用，有着口传面授难以代替的功能。可惜的是，这种优良的文化传统方式正在渐渐的消失。